清朝民族立法经验浅析

三、民族立法的特定程序

    清朝统治者对于民族立法十分重视，在程序上多由主管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直接奏请，由皇帝亲自掌握。以《理藩院则例》纂修为例：

    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年间，由于统一准噶尔部以及土尔扈特部回归，整个厄鲁特蒙古编旗建制，原有的蒙古律例已近半过时。因此，理藩院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四月十八日奏称：“查臣院旧有满洲、蒙古、汉字则例一百九条，自乾隆五十四年校订后，迄今二十余载，所有钦奉谕旨及大臣等陆续条奏事件，俱未经纂入颁行……请将自乾隆五十四年以来，应行纂入案件增修纂入，永远遵行……理合恭折奏明请旨”［27］修纂。奉旨：“依议。”由此，正式开馆纂修《理藩院则例》。

    嘉庆二十年（1815）十月初七日，理藩院奏称：“将旧例二百九条逐一校阅。内有二十条系远年例案，近事不能援引，拟删。其余一百八十九条内，修改一百七十八条，修并二条外，并将阖院自顺治年以来，应遵照之稿案，译妥汉文，逐件复核，增纂五百二十六条。通共七百十三条。”并将翻译为满洲、蒙古文字。奉旨：“依议”。［28］

    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二十七日理藩院奏请：“……翻写清书六十七卷，蒙古书六十七卷，刷印汉字样本六十七卷，共计二百零一卷，均已告成。”俟满文、蒙古文刊刻后颁发蒙古、新疆等处。

    道光朝《理藩院则例》仍进行多次纂修。道光二年（1823）十二月，理藩院奏请续纂《理藩院则例》。道光六年（1826）十一月初四日理藩院谨奏：“于现行则例内前项不妥各处，共修改二十一条。仍照前次进呈式样，将原例先列于前，次列续加修改新例于后，以清眉目。并于原例下逐加按语，以识删改缘由。其续加修改条例之首，并删改字句处所，均粘贴黄签，以便圣览。”［29］

    道光七年（1827）九月十一日理藩院谨奏：“有关蒙古、回部王、公等升降、袭替、户婚、田土、仓粮、军政、议处、议叙、刑名、罪罚以及呼图克图喇嘛等事宜，分别纂辑修改，详酌确定，恭缮黄册，于道光五年六月进呈。并因定例各条均已明备……统计新旧共得例一千四百五十四条，共分六十五门。”［30］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三月初五日，理藩院谨奏“蒙古则例应行修辑”，“其蒙古则例中，如例文不备、例意两歧、例语含溷、例句虚冒等处，一体妥为修辑。其有案可辑者，钦遵原奉上谕及臣工条奏原案纂辑；其无案可遵应行增纂者，拟比照六部则例，仍体察蒙古情形量为变通，缕晰条分，详酌确定。”“奉旨，依议。”［31］

    除理藩院奏请、奉旨立法外，皇帝还针对某些立法亲自拟定要点，指陈方略，供立法者遵照执行。例如在制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之前，乾隆帝亲自开列六款立法要点，要求福康安等“将所指各款，熟筹妥办，务期经久无弊”。“六款”如下：

    “一、……查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圆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伊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乃拉穆吹忠往往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嗣后应令拉穆吹忠四人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实在根基呼毕勒罕若干，将生年月日各书签，贮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不得仍前妄指，私相传袭。

    二、……嗣后商卓特巴、噶布伦等缺，应听驻藏大臣秉公拣选，其收支一切，亦令驻藏大臣综核。凡换班官兵及驻藏大臣公用，俱不得于商上侵挪。其商上出息，除养赡喇嘛番众，或有羡余，即为添补唐古忒兵丁养赡之用。

    三、派往驻藏办事之员多系中材谨饬。伊等前往居住，只图班满回京，于藏中诸事并不与闻，听达赖喇嘛等率意径行，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嗣后藏中诸事，责成驻藏大臣管理。遇有噶布伦、商卓特巴、第巴、戴绷等缺，秉公拣选奏补，不得仍前任听达赖喇嘛等专擅，致滋弊端。倘原设章京、笔帖式等员数不敷，酌量添设，以资差委。

    四、查系藏内边地，一一设立鄂博，毋许越界。驻藏大臣按季轮往稽查，并将各该处驻兵勤加操练。

    五、廓尔喀抢掠扎什伦布物件，倘送出时即稍有短绌，不必过于查究。仍将物件给还该喇嘛，不必入官。

    六、布达拉，扎什伦布两处商上改隶驻藏大臣综理，只须代为稽核，不可过于严切。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用及公用各项仍听其便，无庸管束太过，以示体恤”。［32］

    据此，福康安等会同达赖、班禅方面人员，共同议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经乾隆帝批准，称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又称《钦定西藏章程》或《钦定章程》。［33］

    在清朝统治期间，并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由民族事务最高管理机关理藩院纂修则例，一者熟悉该法的纂修演变过程，了然应删应补之处，再者更能体现妥善管理民族事务的要求。而由皇帝直接掌握理藩院立法的进程，不仅增强了立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且更及时反映了皇帝的意志与国家的政治倾向。除《理藩院则例》外，其他民族立法也多由皇帝指陈方略，亲自掌握，充分显示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于民族立法的重视。

    总括前述，清朝的民族立法是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有效地调整了民族关系，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丰富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其立法经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民族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满文老档?太祖［M］卷十一，天命四年七月初八日

    ［2］满文老档?太祖［M］第三册，癸丑年十二月

    ［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M］卷四

    ［4］清太宗实录［M］卷十七

    ［5］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M］序，第2页

    ［6］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M］卷15

    ［7］西域地理图说法［M］卷二，官职制度

    ［8］清高宗实录［M］卷592，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上

    ［9］钦定回疆则例［M］原奏理藩院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奏

    ［10］清高宗实录［M］卷二十二，乾隆元年七月

    ［11］高宗纯皇帝实录［M］（一）卷五十二，乾隆二年闰九月上丁卯

    ［12］大清律例［M］卷三十七，条例“断狱下?断罪不当”

    ［13］清高祖实录［M］卷七七三

    ［1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卷九九四，刑法?名例

    ［15］清高宗实录［M］卷377，第7页

    ［16］牙含章达赖喇嘛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18］清代藏事辑要［M］第179页第167页、第169页

    ［19］清高宗实录［M］卷1423，第5页

    ［20］清高宗实录［M］卷1333，第18页

    ［21］牙含章达赖喇嘛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1-62

    ［22］清高宗实录［M］卷1417，第3页

    ［23］卫藏通志［M］卷五

    ［24］乾隆御制喇嘛说［M］《卫藏通志》卷首

    ［25］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495

    ［26］［清］袁大化新疆图志［M］卷8，东方学会1923年铅印本

    ［27］原修则例原奏［M］(嘉庆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见《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

    ［28］原修则例原奏［M］(嘉庆十六年四月十八日)见《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

    ［29］续修则例原奏［M］(逆光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30］续修则例原奏［M］(道光七年九月十一日)

    ［31］续修则例原奏［M］(道光十三年三月初五日)

    ［32］清史录藏族史料［M］之七，第3465-3466页

    ［33］钦定章程［M］藏文原本地拉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内，译文见牙含章：《达喇喇嘛传》第62-71页

（责任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