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末代的封建王朝，其法制传承了汉唐宋明的传统，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民族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民族立法之大成。清朝的民族立法，从关外时期宣布盛京定制起，直至晚清修订《理藩部则例》等具有一贯性，无论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立法经验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而且颇有借鉴意义。
一、 宣布盛京定制为清统治者提供了重视民族立法的先验
建设后金政权的实践，使努尔哈赤逐渐形成了治国必须重视法律的意识。他曾告诫诸子侄和八旗将领：“要怀公正之心，教导国人牢记法令。”［1］“为国之道以何为贵？在于谋事公信，法度严明也。其弃良谋、慢法度之人，无益于此道，乃国家之鬼祟也。”［2］天命七年（1622）二月，努尔哈赤以颇为自得的口吻谕示来归之科尔沁蒙古乌鲁特部贝勒：“吾国之风俗，主忠信，持法度，贤能者举之不遗，横逆者惩之不贷，无盗贼诈伪，无凶顽暴乱，……尔蒙古人，持素珠念佛，而盗贼欺伪之行不息，是以上天不佑……若旧恶不悛，即国法治之。”［3］
天聪朝建立以后，随着后金对明王朝与察哈尔战争的胜利，皇太极已被归附的蒙古各部落拥戴为盟主，针对“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4］，时叛时服的状况，为了使之接受后金法制的规范，与军律的约束，共同征战，进而巩固满蒙的政治军事联盟，皇太极自天聪三年（1629年）至崇德三年（1638年），先后以敕谕的形式向外藩蒙古诸部落颁示后金法律，令其遵守。史书称之为向外藩蒙古宣布盛京定制。
盛京定制内含的主要规范如下：
其一，确认外藩蒙古对后金政权的从属关系，“令悉遵我朝制度。”对来归的有功的诸部落仿满洲制封给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号，同时规定外藩各旗每年元旦俱来朝贡，当至不至者治罪。
其二，以军律的形式，约会从征，整饬军旅，严惩叛逃。
其三，划定各部落驻牧界限，不得越界。制定蒙古各部落惩治命、盗、奸情以及逃人之法。
其四，仿后金编丁之法，整顿户籍。
其五，严申后金的司法管辖权。一般命盗案件由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等审理；重大案件由理藩院派官审理，或由理藩院组织会审，最终由皇太极断结。
关外时期向外藩蒙古诸部落宣示盛京定制，使归附的蒙古部落接受后金法制的约束，巩固了其对于后金政权的从属关系，加强了与后金政权的政治、军事联盟，推进了对明战争的胜利。这项成功的历史经验，对于有清一代的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清朝统一政权建立以后的民族立法中。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