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IMF改革之二：助力全球货币体系再造
在当初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国际货币的构想也一并提出，凯恩斯提出的是班柯(Bancor)，怀特提出的是尤尼塔(Unita)，但最后成为国际货币的还是美元，美国的主权货币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一次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均把矛头指向“美元本位制”，以一国主权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重新构建平衡、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IMF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
1. SDR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提款权(SDR)是IMF于1969年创造的国际储备资产。由于IMF成员国不希望全球储备依赖于黄金（它的生产具有内在不确定性）和美元（它需要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SDR作为补充储备资产应运而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又把SDR推向前台，“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使之成为“世界货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问题是，没有强大主权经济体支撑的货币只能是“货币符号”，SDR取代美元的愿望可以理解，却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因此，SDR定位应当是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挥比主权货币更积极的作用。
2.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优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再造时，“一蹴而就”的心态不能有，“简单化”的方法论也不可取，IMF的作用更不能高估。SDR取代美元还不具备现实基础。可以预计，在未来30年，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一主多元”的格局，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随着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逐步深化，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需求会提升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决定力量是国家实力的重排座次。对IMF而言，顺应这一趋势弱化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八、IMF改革之三：份额与治理结构的“代表性”
IMF和世界银行被批评是欧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治理结构的缺陷是其失去独立性的根源。从投票权份额来看，IMF的决策采取绝大多数原则，一般决策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大决策需要85%。发达国家拥有超过60%的份额，其中约45%集中于七国集团，美国和欧盟均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即事实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从而牢牢控制了IMF的决策权。从管理人员构成来看，IMF的总裁按照惯例由欧洲人担任，美国人担任第一副总裁，三名副总裁中仅有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来自发达国家。IMF份额分布和治理结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问题。作为国际金融组织，IMF的投票权、决策权、监管权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参照经济、贸易所占世界比重予以调整，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执行力和平等参与度，引导其成为适应未来全球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九、中国如何参与IMF改革？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IMF改革在即，急需吐故纳新。中国增加在IMF影响力已经水到渠成，此时更需保持清醒，审时度势。
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是头等大事，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发展能力的科学持续、软实力的逐渐提升，都是“固本”的重要任务。“内功优先，谋势而动”是应对“崛起困境”的大智慧。
其次，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IMF改革。“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和平发展需要中国与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组织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以实现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权利与义务相均衡。同时，应推进SDR成为发挥实际作用的国际货币，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再次，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和话语权不能期望“一步到位”。欧美不愿意赋予IMF实权，美国也不会放弃在IMF中的绝对权威，中国发挥作用应当是一个渐变式的过程，其间免不了无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
最后，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摆脱“美元陷阱”。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两个“三步走”的战略，即地域“三步走”——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货币职能“三步走”——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都必须加快推进。
需要明确的是，IMF改革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共同利益和统一版本，仍然是主权国利益制衡的体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
（作者：光大银行董事长）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