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下决心在每一个重点镇、中心镇各造就一所教育质量堪与市级重点学校媲美的小学和中学,其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将远远快于并高于经由产业集聚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
去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重点强调了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措施,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等等。推进城镇化的所有措施其实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搬到城镇里居住,并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以此提高我国城市人口的比例。
其实,我国城镇化战略实施已久,人们也并不陌生于上述的种种措施,但成果却不尽如人意。以至于有代表、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抛出“空心镇”的话题,认为我国目前不仅存在大量“空心村”,而且还开始出现“空心镇”,即某些城镇既形不成人口集聚,也形不成产业集聚。城镇人口外流,以城镇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日渐弱化。在此情形下,只要农民还有正常的理性,有谁愿意舍弃哪怕已经没有多少产出效应的耕地和宅基地而去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城镇人”?如果小城镇本身已在衰弱,如果成为“城镇人”之后已无利可图,那么,农民一定是拒绝“被城镇化”的。如果把“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仅仅理解为“小城镇”的话,那么,所谓“城乡户籍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一个伪问题。
当然,中央作出发展小城镇的战略部署也是有见于我国广大小城镇积弱不振的现状。但必须看到的是,小城镇的低迷乃至萎缩,并非“城乡二元结构”所致,而是经济全球化和大企业大资本联手攻“镇”掠地、横扫市场的后遗症。原来的小城镇,哪怕多么偏僻,都有周期不等的集市,尚能维持其区域人流、物流和市场中心的地位。如今,资本下乡,“超市”代替了集市,“名牌”乃至假冒“名牌”打败了货真价实的土特产,小城镇在周边村民心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中央到地方到学者,“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几已成为推进城镇化的共识。但在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涌向大城市的今天,所谓“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又谈何容易。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基础、资源承载能力和市场空间本就极为有限,加上如今市场化的力量俨然势不可挡,如果局限于“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的思路,政府可作为的空间和效果都将有限。
不可否认的是,对今天的农民来说,即使城镇的魅力不如往昔,但还是有些人愿意往县城或者城市移居。这是一批特定的人群,他们移居城镇不是为了创业,而是为了给下一代谋求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惜代价离土别乡,到城市租房落脚或者买房落户,陪子伴孙读书。他们甚至也不是农村中的先富阶层,因为家境平平而“因教”一时“致贫”者,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一与其说是喜不如说是忧的现象,乃深刻反映了义务教育已在广大农村全面实施的今天,我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日益严重不均并且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对优质教育需求的事实。所以,欲达短期内快速推进城镇化之功效,政府在致力于设计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同时,应不忘政府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推进教育均衡化。在优质教育资源一时还无法在广大范围内全面获得均衡配置时,起码应分步走,先将目前集中于县城和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配置于县域范围内的其他少数重点镇、中心镇,这样,既尽到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之职责,又可收到农村人口在城镇聚集之功效。如果政府能以行政干预手段调集教育资源,下大决心在每一个重点镇、中心镇各造就一所教育质量堪与市级重点学校媲美的小学和中学,其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将远远快于并高于经由产业集聚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
时下,市场化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许多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以教育均衡化推动城镇化,也许可以对市场化“路径依赖”进行适度矫正。事关农民的移居与迁徙,如果一味让“市场化”去打头阵,即使头顶“城市化”的美丽光环,也是难以落实“有尊严的生活”的。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开放时代》主编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