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与其热衷心于悬想美妙的远景,不如从最现实的教育工作抓起。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的农村劳动力。目前,这一群体约有1亿人,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约占到60%。这一组数据至少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成为塑造经济社会版图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过,对已有数据我还是感到意犹未尽。我特别想知道,这1亿新生代农民工中,有没有、又有多少是“子承父业”?倘有这样的权威数据,人们就能观察到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有相当大的比例也是农民工,则不难看出农民工代代相传的固化程度。也即是说,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前世今生”,乃是把握社会现实与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基点。若不能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似的生成机制,他们便可能生产出更新一代的农民工,“农民工世家”大面积形成便不会在意料之外。
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宦世家”,与可能出现的“农民工世家”一样,都是社会不平等且深度分化的表征,虽则前者常为世人所歆羡。这样的社会由于不能提供公平的机会与平台,严重缺乏活力,难以规避趋于断裂和溃败的命运。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因,虽因缺少有力数据无从加以科学论列,但以经验和逻辑来看,他们恐怕很难完全脱去其父辈的影响。很可能的是,他们的父辈不是农民便是农民工。上一代的影响,在积极方面,是做农民工比当农民强；在消极方面,是除了做农民工没有别的更优选择。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少有乡土的观念情感,对“三农”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也不见得比城市同龄人更多更强。他们有着农村的身份特征,却没有乡土之根。他们虽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只是城市的过客,也没有城市之根。或许可以说,他们是无根的一代。无根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近乎天然的极强流动性,但他们好像又不愿回流到农村,只是在城市间呼啸穿行。于是,他们的境遇,便成为城市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
看上去,似乎只有加快城镇化进程,才能消化新生代农民工强大的流动性。有人建议,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有地方规划,若干年内帮助数百万农民工进城当市民。类似主张和做法无疑有积极意义,但在我看来,农民工问题在本质上与其说是身份问题,不如说是生存发展问题。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能获得一个市民身份,他们就真的能融入城市吗?他们就真的不会再栖身偏远的城郊吗?成为市民的他们,生存状态可能暂时比农民或无根飘荡的农民工好一些,但他们更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凝成城市中新的庞大的贫困阶层。而且,市民身份对农民工、农民若具有持续的吸引力,也隐含城乡差距的持续发展。从农村青年到大学毕业生,很少有人愿意呆在农村,乃是“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之母问题。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与其热衷心于悬想美妙的远景,不如从最现实的教育工作抓起。教育是公平的基础,也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杠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知识和更宽眼界,但显然还不是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对他们进行免费知识技能培训和现代公民教育,或许比谋划何时给以及如何给他们一个市民身份来得更切实。不过,所谓教育公平,更应当及于他们的子女。只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后代身上得以充分实现,才能突破“农民工世家”的历史因循。否则,新生代农民工仍可能走他们前辈的老路,他们的子女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有可能成为农民工。然而,放眼看去,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其成长期虽间隔二三十年历史,而所面临的教育环境可有大的改观?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城乡间的差距与从前比是更小了还是更大了?农民工子弟,眼下在城市就读比从前是更容易了还是同样的难呢?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