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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丁仲礼研究员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的演讲
2011年04月10日 08:27   来源:解放日报   
    托马斯预言说,如果升温两度以后,27%的物种都会灭绝。其实他忽略了,气温是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中物种都是会移动的。变了以后又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态系统,什么样的条件下都会出现它对应的生态系统。还有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极端气候要增加”的观点,但从地质学的研究角度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凡是暖的时候,极端天气特别少,大气结构都比较稳定。至于传染病会不会北上,最近有一篇文章调查了几十年以来疟疾发病的范围,最后的结论是疟疾在五十年中减少了,并没有随着变暖而增加。总而言之,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的观点是变暖比变冷好。

    减排背后的利益博弈

    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

    刚才我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谈了我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接下来我想说说,为什么气候变化会从科学问题延伸到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甚至宗教问题?我想对此做一点解析。

    首先是经济问题,实质就是一个能源问题、发展问题。能源是关系到人民福祉、社会繁荣的标志。美国不愿签京都议定书就是要保证能源安全。所以充足而相对廉价的能源持续供应,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没有一个国家其发展不是通过大量的耗能,到现在为止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所以经济问题,真的就是能源问题。排放,是能源使用中化石能源产生的。

    我收集了很多数据,就是要说明减排是不太现实的。每个国家每年都会有二氧化碳人均排放数据,我收集了从1990到2005年的人均排放数据,把每年的人均排放合在一起就叫做人均累计排放,把它和15年的人均GDP放在一起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统计关系。现有的经济水平是与历史的累计排放密切相关的。再看世界上的几个发达国家,人均GDP高的,人均累计排放都相对较高。美国的工业化差不多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工业排放迅速增加,此后只有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有所下降,还有就是近几年把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向其他国家。 1900年,美国人均的碳排放量是2.4吨,我国现在才1.4吨。中国的总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累计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排放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我想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思考,个人认为就是三个:人口、人均能源消费、能源结构。先看人口,现在世界人口是65亿,2050年联合国预计是要达到90亿。再看人均能源消费量,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任务,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好,就是要为普通人民提供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大家都要过好日子,那么能源的人均消费量以后肯定是要增加的。要解决的主要就是能源结构,这是可以调整的,但需要时间。当下的困境在于新能源是不能零排放的,比如太阳能,生产太阳能的电池板,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生产完了要用二十年才能把生产过程中的耗能补回来。但是这个电池板能不能用二十年还是个问题。

    低碳发展现在说得很多,低碳过去没有过,以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这是我的预测。欧洲的排放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也并没有低碳。我们要发展也不可能真正低碳的。我们的减排是要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增长。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本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能源结构有没有可以调配的部分?能源结构可以调整,只是速度很慢。首先是它的周期性很长;其次,新能源的探索工作并不是那样的简单。现在中国大量地使用煤,其实煤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现在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我们要关注的一是创新能力,二是社会需求。中国人最需求的就是基本设施,大家要解决住房、交通等基本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肯定需要排放量。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其实,中国不是一个能源浪费国家。

    那可不可以做到能源的零排放呢?长远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当能源能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就能够做到了。所以二氧化碳问题正和环境问题一样,环境问题来自于能源的利用强度在提高。环境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其实它也是当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能处理了,我相信这个会被科学解决。

    那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发起人不在美国,也不在中国,而是在欧盟。欧盟希望借助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平台,重新构建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固化现在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这是他们的目的。我个人认为是,欧盟希望一手压美国,一手压中国。这是由欧盟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理论所决定的。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单极世界是最危险的。欧盟经常强调多元世界。同时,压制中国也是他们的一个政治理论:凡是崛起中的大国,都将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作出重大的调整。从一开始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后来的英国、法国,到现在的美国,这些冒出来的大国都挑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是属于崛起中的大国。欧盟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在统一的过程中,要让成员国认同自己是欧盟成员,就需要寻找一套共同的价值,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气候环境恰好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当作有别于他国的一种导向。另外,欧盟可以集中各国的技术优势,同时消除别国的经济优势。

    所以现有的减排方案,我们称之为“G8方案”,是2009年6月份时,由8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共同提出的方案,方案表达了 “到2050年之前,全球减排50%”和“我们先减80%”两个想法。其实分析该方案,我们发现这就像是切蛋糕,最先减排的就最先占据排放额度,余下来的才属于其他国家。最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构成3.8倍的局面,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只有10年的排放空间。所以,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不能签署这个方案。

    外交方面其实就是关于排放权,核心的问题是未来排放权的大小之分。减排分两类:发达国家要减排,发展中国家要减缓。第二,发达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的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但现在一分钱也没到位。第三,就是透明度,美国提出减排要实现“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检查,其目的是为了转变谈判的焦点,把矛头引向中国。所以说,外交关系十分复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计划。那么现在的核心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把谈判焦点从 “减排”转移到 “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中国才能真正取胜。

    现在气候变化问题被一些人放在神坛上,受一些人顶礼膜拜。我相信,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我非常希望国内众多的支持者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人云亦云,应该秉承求是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国内是不一样的。对国内来说,是如何统筹绿色发展的问题;对国际上来说,则是一场斗争。我们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适应它。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人:覃亚琦 朱海洋)

(责任编辑:胡可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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