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时才能不“提心吊胆做好事”

2009年12月10日 07:05 来源：扬子晚报郭松民

    南京汉中门大街两名小伙子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由于担心做好事反遭人误解，就没有捡起钱，而是冒雨守在路边等警察(12月9日《扬子晚报》)。

    世上还是好人多！说句不该说的：两个小伙子完全可以找个僻静的地方二一添作五，然后在雨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想的是“丢钱的人肯定很着急”；不过这事同样令人心酸，是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好事，但两个小伙子却如同做了一件坏事那样陷入了极度紧张当中，竟然在雨中僵立了好几个时辰，直到接到报警的警察来拍照、清点之后才得以解脱。

    仅就这件事情本身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做好事像做坏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成本的大大增加。本来他们可以径直捡起这沓百元大钞，交到最近的派出所，留名不留名都可以。但这一次，他们却双双付出了自己的时间成本，警方也付出了出警的成本，而且，尽管他们没有“接触钱”，但他们还要继续付出隐形的心理成本——直到最后的失主出现，并且确认他遗失的数目和现场清点的数目完全一致才算了结、心安。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社会信任的严重缺乏：真的没有人相信还会有人做好事了吗？真的做了好事之后还担心会被反咬一口吗？而缺乏社会信任的后果，则是社会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者为了避免被欺骗和讹诈，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社会合作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从逻辑上说，这种成本增大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完全处于失灵状态。此外，隐形的心理成本也更加难以承受：帮助别人的人，无法从中得到快乐，被别人帮助的人，不敢相信其中无诈，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被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无形之墙，每个人都将孤立无援。

    两名小伙子的故事之所以具有警示意义，还在于它并非一则孤立的个案，而是一系列类似事件反复出现的逻辑结果，“卖豆饼老太捡钱归还被失主告上法庭”、“丢钱者称钱数不够在派出所大骂捡钱者”、“低保人员拾金不昧反受失主怀疑质问”等，而在新闻后面进行的即时调查中，居然有一多半的读者认同“如今捡钱真是个麻烦事”。

    显然，重建社会信任已刻不容缓。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技术制度层面和伦理层面等两个方面入手。所谓技术制度层面，指的是政府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制度、法律框架，确保失信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而在伦理层面，最重要的是要重建社会共同体，中国是一个耻感文化有着丰厚土壤的社会，一个人在陌生人社会中往往不惮于失信，但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由于担心被排斥和耻笑，却往往会非常爱惜羽毛。完成了社会共同体的重建，也就等于完成了社会信任重建的奠基性工程。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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