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县委书记的权力过大，指向县委书记的限权改革，正是当前基层政治改革的深层次命题。分析江苏省睢宁县、成都市武侯区、河北省成安县的探索，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主动还权。如此一来，“一把手”滥用权力的空间受到了极大压缩。(新华网 2010年12月20日)
县一级政权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居于特殊地位：对上是国家政权的一个支撑脚，对下则连接着整个社会，因此，社会的矛盾，政权和民众的矛盾，都会在县一级首先暴露出来。故此，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政治改革应当从县一级破题”的观点。在县权改革中，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始终绕不开的。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县委书记权力过大导致了随意决策的产生，由此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对县委书记的权力进行“削权瘦身”，并将此当作县权改革的核心来看待。
科学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一个变量是否是某个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很难辨清的，必须看能否得出具有普遍性的因果联系。如果一个变量并不一定能够得出某个结果，或者如果少了这个变量某个结果仍然存在，那就不能证明这个变量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原因。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须注意，由于该领域牵涉到的因素较多，很多因素和结果之间往往只是表面上的因果联系，如果冒昧地下结论并针对此下药非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很有可能导致新的问题产生。
表面上看，一把手权力过大是导致权大于法、主观随意决策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放眼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一把手权力量大却似乎并不是问题。行政权力扩张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各国政治体制不同，不妨暂以这些国家的行政一把手为参照对象。一般我们都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以制衡为特色的，殊不知，它们的行政一把手的权力其实是相当大的。
在地方层面，这些国家的行政一把手往往由民众选举产生，并由自己挑选信赖的人组阁，共同决策共同负责，因此，整个内阁更像是一个拥有核心的团队。在此团队中，一把手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因此在行政系统也是最大的。在决策阶段，议会虽然会对其形成制衡，但这种制衡起的作用更像是协商，让政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很少有完全否决的，如此反而又给行政的贯彻力增加了筹码。在执行阶段，这些国家的议会和社会所做的监督也只是通过敢说话、敢质疑来制衡罢了，而这种制衡之所以“敢”则主要是由于可以影响民意，并不是对行政一把手权力量的限制。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大小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个权力是不是被合理运用的，即权力是不是“正”的，而权正则取决于如何产生、向谁负责以及有无监督、如何监督，并归根到底取决于民众的力量能否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与其说我们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大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用得不合理、用得“不正”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党内民主，积极采取由上级党委确定差额候选人、由党员或群众代表直接选举县委书记的上下统合模式，只有广大普通党员群众的力量发挥出来了，县委书记的权力倾向才会更加亲近于民，社会各界“不敢监督”的问题也才会随之解决。如此，县委书记权力过大便不会再成为问题，反而成为监督下级更好为民服务、行政更有效率、更有魄力的保证了。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