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忆山村“讲文件”》在东方网和解放日报的《朝花》版刊出后，竟也有一些读者，那里头不仅有像我那样与农民打过交道的老知青，居然也有写字楼里“80后”的白领美眉，这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
我在那篇小文里，讲了农民的文化坚守，其实农民还有自己的“斗争方式”——对于“上面”的指挥，对于外加给他的条条框框，他也不同你斗，但是“不理睬”你。他又不吃你的饭，“不理睬”你，总可以吧，多少年来，农民揭竿而起，那是少的，漫长的岁月里，他主要是靠三字“不理睬”坚守着自己。
上世纪70年代，作为湘赣边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吏，我随着我们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下去“蹲点”——那时的县委书记，不是什么“三个一百天”的问题，而是一年里有200多天蹲在生产队里。那个时候，省里的一把手，是6011的程政委。程政委别无爱好，就是喜欢教农民种田。比如他要搞密植，生怕农民手下不紧，于是就搞“格子化”——在放干了水的田里打好纵横的“格子”，规定农民插秧，只准插在交叉点上，算是把尺寸“管”住了，也留下千古笑话。记得那时一句口号，叫做“举红旗、狠抓纲,六六寸、格子化，不执行、批斗他”，刷在墙上，写在路边，无人不知。
那年三月，春寒料峭，路边的草还没发芽，忽然来了程政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切切此令”，要全省各地，不论一马平川的赣抚平原，还是我们山高水冷的赣中北山区，一律要在三天内下种育秧——程政委当然好心，以为早下种就可早出秧，那可是”与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的十万火急哦，所以拿出军队的令行禁止，命令传达不过夜，理解的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通令下到各公社，书记们纷纷来电“点”上，问怎么办？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一脸的“坏笑”，随手写了一张纸条，要我以手摇电话通知15个公社。那纸条上，只有六个字，“我们不理睬他”——是呀，这么冷的天就下种，还不把稻种全部冻烂在秧田里，过了清明，拿什么插秧，下半年又吃什么？但你也不要去申诉，不要去“上面”讲什么道理，把通令朝裤兜里一塞。“我们不理睬他”就是了……于是“一个命令下去”，并没有像林副主席设想的那样”改变一切，改变一切“，全县的农民，还是按他的老谱下种育秧，这一年的早稻，当然获得了大丰收，谁也不再记得那张”我们不理睬他“的纸条，因为千百年来，农民就是这样的态度——程政委坐镇南昌，他哪里管得过来全省82个县几万个生产队呢？
说到这个“不理睬”，于是又想起一件事，那是80年初，我们县的老农业局长跑到上海，告诉已经在读大学的我，说第一，全县跨过了《纲要》，第二，你那里锦河上面的桥架好了。我一听笑了，说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能的，关于《纲要》，我们在那里搞了那么多年，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才搞了400来斤，我们的“点”，整整抓了4年，才弄到620斤，你一年功夫，就拿下了800斤？二是为了建绵河桥的集资，人都逼死了好几个，就是没钱造起来，你又是一年造好？总之你们从1958年以来，就吹惯了牛皮，我还不知道？老局长那你明年回来一次，亲自算账亲眼看桥。这才有了我的第一次“回去”，关在农办里头，以我还很熟悉的农村工作经验算了两天，果然上一年全县亩产(二稻一麦)达到了812斤，真的过了长江跨了《纲要》！至于绵河之桥，那是架在那里，更无疑义了。
说来也奇怪，公社化搞了那么多年，学大寨开了那么多“批斗会”，农民就是“不理睬”，出工不出力，天天磨洋工，粮食就是搞上不去。然而三中全会一开，把田一分，仅仅一两年工夫，我那个山区县亩产就翻了一大番。我们十多年的呕心沥血，原来还抵不上一个“分”字？这道理就在于，这一回农民是真的“不理睬”了，从此可以“不理睬”上面的种种“指挥”，从此可以“不理睬”任何一个程政委教他种田，中国的农民，这才真象了农民，才真正地当了家作了自己的主……
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度，我们并未“走出未庄”。中国农民的“不理睬主义”，固然是我们不可能“一日千里”、“大干快上”的“习惯势力”，却更是中国这条船，出了再大的事也不会沉没的“超稳性结构”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能轻忘赣中北山区一位县委书记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写下的那张纸条——“我们不理睬他”！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