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8年之后，75岁的谢倍凤又住进了衡阳华新开发区柘里村的周家祠堂。与从前家境所迫而必须住在祠堂不同，谢倍凤此次是在用自己的行动“保护祠堂”，祠堂现名“爱莲堂”。谢说她是周家的媳妇，按其族谱记载，祠堂为纪念理学大师周敦颐而建，如今，它正面临着被拆的境遇。（11月17日《潇湘晨报》）
但凡读过点书的人，就对周敦颐的《爱莲说》耳熟能详。那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成为许多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所以，为纪念周敦颐而修建的爱莲祠，不仅是周家的祠堂，也是诸多不姓周，但是姓“中”的炎黄子孙凭吊古人、寄托哀思的精神家园。
但是很遗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周敦颐的老家也进入了开发商的视野。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站出来帮助名人维权的，并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仅仅是一个当年曾经受过这个祠堂庇护，在家庭生活困难时候在这座祠堂里居住过的村妇谢倍凤。村妇尚知保护祖宗的遗产，为何当地文物局、拆迁办就非要置之不理，任其毁灭呢？
我们当然不能依靠名人后代的个人行为或者整个家族的力量来保护文化故居，与强大的利益集团、领导的政绩冲动相比，这种声音微乎其微。浙江定海拆迁之前，以清末宁波商帮的重要人物刘显哉的后代为主要代表，联合各界奔走呼号，最终还是没能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幸免于难。由刘家发起的那场我国首例民众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自己的家园而状告市政府的拆迁案一审也宣告败诉。
与之相对，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总有地方在花费巨资建造仿古建筑，重修名人故居。湖南新晃县出资50亿重修“夜郎古国”，江苏徐州贫困县投资近2亿元重修汉皇祖陵。连周敦颐为官经过之地或后裔生息地也均在争建文化景点，可偏偏就容不下这个唯一幸存于世、保留了上百年的纪念祭祠。
说到底，这还是背后的利益在作祟，是利益在主宰者爱莲祠的生死。拆掉名人故居，开发商是为了兴建新楼盘，赚取巨额利润；而打着名人旗号兴建仿古建筑，又是为了靠名人效应争取旅游资源吸引资金。名人真正的文化价值到底是被损毁还是被保留，这都不管拆迁者关心的事，所谓名人也仅是这整盘局上的一枚夺利的棋子而已。
抛除文化价值，旧物件、旧宅子、老照片……也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危房漏房，可人们珍视这些，并非因为他们有经济价值或者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有记忆和情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妇谢倍凤的维权不仅是为了她自己，为了姓周的后人，更是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
但是，我们不能依靠一个农妇自己微薄的力量去保护一座祠堂。即使今天护祠成功，却无法保证明天能够通行，全国上下还有诸多的祠堂、建筑需要去保护、去整修。全部落实到个人身上这既不现实也凸显了法律的羸弱。
最关键的，还是需要健全的保护文物的法律与行之有效的监管力度，需要各地的领导人提高执政水平、文化水平。这些年，某些官员的学历虽在不停地涨，文化素养、普世情怀却并未随学历的提高而改变，所以也导致对历史文化的保护认识不足。
城市化的进程不能忽略文化的价值作用，这是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建设都认同的一个标准。我们需要从文物与文化中找寻自己的旧日根基、精神命脉，需要借助文物与古人对话，产生共鸣。而失去文化的传承，我们只会变成一群漂泊在城市高楼里的异乡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不知该往哪里去。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