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强拆诡辩论背后的革命遗风

　　宜黄事件因为宜黄县一位官员的文章（慧昌：《宜黄一官员投书本网：透视强拆自焚事件》，以下简称《投书》，2010年10月12日，财新网）而挑起舆论大战。在进行具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感谢这位官员，在舆论一边倒（即倒向自焚的被强拆者）的情形之下，尚有为强拆辩护、为宜黄正名、为被免职的县委书记邱建国抱打不平者，而且有如此之勇气写就5千余字的宏文，毫不隐瞒基层官员对强拆的偏执与推崇。最为重要的是，他表达了一些基层官员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没胆说的强拆逻辑：“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简言之，“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强拆已成政府常规工作？

　　《投书》开篇如此写道：“一起普遍的政府强拆工作，因为被拆迁当事人不慎烧伤，而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也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县一夜成名。”作者首先道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这就是，在地方政府眼中，强拆工作只是非常普通、极为常规的一项工作而已。其言下之意是，强拆工作早已成为政府的家常便饭，真是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再寻常不过的强拆工作能够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那才叫新闻，否则绝对称不上是新闻。

　　如此普通、常规的强拆工作，实在让人后怕。如果我是宜黄老百姓，真是不知道我那几尺茅屋何时被政府强拆。而且，以自焚、以死抗争来为自己的房屋据理力争，在我们的地方官员眼中，则轻描淡写地成了“被拆迁当事人不慎烧伤”。好一个“不慎烧伤”！为什么“不慎烧伤”的不是我们浩浩荡荡的拆迁大军？为什么忙于扑火的是钟家自己人、而我们浩浩荡荡的拆迁大军对于被拆迁人的“不慎烧伤”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难道这是被拆迁人的“不慎旁观”？

　　《投书》将强拆会不会出事，会不会出大事，归咎于地方政府的运气。运气不好，就会出事，而且会出大事。因此，宜黄事件就变成了“我国城市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牺牲品”。看来，作者非常为宜黄事件惋惜，谁叫咱运气不好呢？要是运气好，控制好了，不就是一次普通的强拆事件了？可惜的是，对那些“因不满政府强拆而聚集起来的、愈来愈强大的负面力量”，尤其是记者，没有控制好啊！你看，《投书》为宜黄、为宜黄的县领导多么惋惜、多么懊悔啊！君不见，在一些基层官员眼中，记者俨然是负面力量，是需要提防、警惕、甚至是管控的对象。只可惜，这次没有控制住啊！

　　宜黄后退五年你可负得起责？

　　在对宜黄事件进行了简要回顾之后，《投书》再也掩饰不住其对宜黄美好未来的忧虑：

　　“无庸讳言，这一事件对宜黄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县主要领导遭遇舆论的强大压力，众多与城建和招商引资相关的项目基本停止。县领导的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善后和‘灭火’工作，一些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遭遇重挫，全县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如果因为这一事件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停顿，那么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五年。”

　　相信任何一个人读到此段言论，都会被作者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为宜黄拥有如此“忧县忧民”的官员而“庆幸”，为宜黄可能“停顿”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忧虑”，为宜黄拥有如此“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忧领导之所忧”的官员而“欣慰”。这不正是《投书》一文所要追求的效果吗？所谓个人死（事）小，城建乃大；个人死（事）小，领导乃大！

　　《投书》其意在于，君不见，县领导多么不容易啊！既要遭遇强大的舆论压力，又要“处理善后和‘灭火’工作”！你们叫嚷什么？怎么不替领导想一想，县领导容易吗？可是，怎么不问一问，如果全县的老百姓都替县领导思考，那不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领导和公职人员了？如果全县的老百姓都替县领导思考了，那谁来替俺们老百姓思考啊？如果舆论不给予领导压力，那还要那么多报纸网站干什么？县领导处理善后也好，灭火也罢，究竟咎由谁取？真的有所谓的“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遭遇重挫”？如果有，那到底是因何而起？是因强拆被制止了，政绩和收益受影响了？是因对政府强拆的反思而不满？是对他们自身在强拆过程中所扮演的没有人性、粗暴残酷的暴力机器的良心发现？

　　《投书》喜欢拿地方发展说事。“很多人担心，如果因为这一事件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停顿，那么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五年。”很多人担心，哪些人担心？是不是领导担心啊？是不是担心，宜黄出了如此丑闻，官也丢了，政绩也没有了，升迁也无望了？用宜黄发展后退五年来威胁谁呢？威胁市、省、中央领导吗？你们别再追究了，再追究的话，宜黄就要后退五年，看谁来做你们的马仔？威胁老百姓吗？你们别再自焚了，再自焚的话，宜黄就要后退十年，看谁来为你们打造美好的宜黄？威胁媒体吗？你们别再声讨了，再声讨的话，宜黄就要倒退二十年，只怕你们也难辞其咎啊？

　　都是媒体惹的祸？

　　《投书》将宜黄事件由一起普通的强拆事件发展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归咎于媒体、尤其是网络的介入。更重要的是，作者批评一些记者的报道没有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但纵观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一些记者的报道未必都遵循了客观公正性的原则。”“一些记者的报道显然与事实有出入，其中不少是记者的主观臆断。为了达到他们想要的某种效果，一些记者发挥其丰富的想像力对原始材料进行符合他们意图的筛选和剪辑。”我们无法否认一些记者的报道可能会存在一些细节上的问题。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记者的报道在事实上有一些出入，难道记者的采访思路与报道方向有问题？追究这些细节就能为政府开脱罪责？这些细节难道能够影响事件的定性？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按照作者的说法，为什么在有失公允的媒体报道面前，人们还会相信媒体？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政府？难道仅仅是作者所谓的人们单纯的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追求崇高的目的（同情弱者，鞭挞强者，匡扶正义）使然？为什么不愿意坦然承认政府自身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政府的行为离人民的期望还有很长的距离？《投书》指出，“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也是负面事件迅速发酵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追究政府公信力降低的原因，而要对媒体兴师问罪？对媒体的求全苛责难道就能掩盖政府的种种违法违规的作为？可以说，相当多的文章都是按照作者的想象力对原始材料进行筛选和剪辑的结果。难道《投书》此文就不是按照符合你们意图，经过您精心筛选和剪辑而成？

　　在此基础上，《投书》将宜黄事件归结为记者的胜利，尤其是互联网式民主的胜利。

　　“这次事件，从某个角度看，如果把事件的升级以及相关领导被处理看成是一种草根民众维权成功或胜利的话，那么与其说是钟家的胜利，不如说是记者的胜利，是互联网式民主的胜利。互联网式民主的出现显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不过它也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也很容易走（向）它的反面。”

　　这说明什么？说明作者从骨子里还不承认钟家是在维权抗争，不承认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过失。而将其简单归咎于记者的胜利，媒体的胜利。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记者、互联网式民主能够胜利？如果它代表的不是正义的声音、不是保护社会的力量，而是邪恶势力、强盗逻辑，它能够胜利吗？为什么掌握强大的宣传机器的政府在一些记者面前，在互联网式民主面前失败了呢？为什么不去深究记者、互联网胜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呢？如果连记者、连互联网都无法抗拒强拆的话，那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悲哀，还是他们的幸运？

　　很显然，在作者看来，宜黄事件的升级与相关领导被处理，皆是记者、互联网民主这把双刃剑走向反面的恶果。作者也显然不认同相关领导被处理，而且要为他们喊冤，尤其是要为县委书记邱建国喊冤。在出现如此重大事故后，《投书》未见有对县委书记、县长过失的分析，而是一味为其喊冤、鸣不平，这就是作者所谓的“中立的立场”与“对事件作冷静、客观、深入调查分析”？难道作者不知道发生事故后，需要的是严厉问责，而不是一味的吹捧主要责任人的政绩？否则，何以善后？何以平民愤？

　　我们都是强拆的受益者？

　　《投书》指出，地方政府强拆的原因主要是缘于“吃饭”与“建设”的这一难以调和的冲突。要搞建设，地方财力有限，老百姓又想“一夜暴富”，于是，征地补偿标准难以达成，而地方政府要发展的步伐却无法停止。在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只能强拆，否则会影响地方发展战略。地方财力不足，与不得不搞建设的矛盾，确实是中西部地区的一大难题。可是，问题是否就是这么简单？政府与农民谈不拢，达不成一致意见，就必须强拆，就这个逻辑？为什么谈不拢，到底是谁的原因？达不成一致意见，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达成共识？谈不拢，强拆就是唯一的选择？

　　被拆迁户真的就是漫天要价？为什么地方政府给的价与农民所希望的价格之间差别那么大？是被拆迁户要的高了，还是地方政府给得低了？征地补偿款到底落到谁的口袋，是如何分成的？地方政府是否真正严格贯彻落实了征地补偿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土部等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政府要实施它的发展战略，被征地农民要不要考虑其生存处境与未来生活？政府是理性的，就不允许农民是理性的？农民就不能考虑其房屋的市场价格，以及被征地后的生活来源问题？为什么不能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妥协与共识，而一定要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呢？难道一定要通过暴力、强制、推土机、挖掘机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投书》将被拆迁户视为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实拆迁户应当也是城市化建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如果政府不开发，你地皮、房子有那么值钱么？”问题不在于地皮、房子值不值钱，关键在于，这些地皮、房子被征之后，是否按照市场价格给予了相应的补偿。土地、地皮再值钱，你征地拆迁不给相应的补偿，拆迁户如何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如果大家都成为城市化的最大的受益者，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强拆事件、还有那么多的征地维权、乃至誓死抗争的事件？难道仅仅是人心不满足？

　　不仅被拆迁户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投书》还指出，每一个人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

　　“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见，当您安住在宽敞舒适房子里、当您行走在宽阔明亮的大街上，当记者住在高级宾馆挥笔写就痛斥强拆政策文章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脚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强拆手段征来的？”

　　就此而言，我们是不是要感谢、甚至是感激强拆政策？（注意，强拆，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策）因为有了政府的强拆，才有了宽敞舒适的房子、宽阔明亮的大街与高级宾馆？难道宽敞舒适的房子、宽阔明亮的大街一定要通过强拆才能建成？有没有想过，有多少血肉之躯，在强拆中受尽折磨？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在强拆中从此悄无声息？有多少鲜血，在这些宽敞舒适的房子、宽阔明亮的大街与高级宾馆下面流淌？有多少冤魂，在这些宽敞舒适的房子、宽阔明亮的大街与高级宾馆下面呻吟？想到这些，你还会觉得自己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吗？你还会为强拆政策鼓与吹吗？想到这些，你还需要这些通过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宽敞舒适的房子、宽阔明亮的大街与高级宾馆吗？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然后，《投书》抛出了该文最重要的命题，即“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于是，我们需要追问，是不是城市化就一定需要通过强拆而来？这样的城市化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就可以夸夸其谈造就了“新中国”？如果说，这就是新中国，那么，也只能说是少数人的新中国；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种“新中国”可能就是人间的炼狱。

　　我们再想想，靠暴力机器、挖掘机、推土机、靠政治高压打造的城市化稳固吗？现在这么多的上访维权都是和土地问题有关，而土地问题又和强拆强征有关，还要继续去强力推行强拆政策，这不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稳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鼓吹强拆强征，是不是在制造新的社会动荡与不稳定因素？社会动荡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是由谁制造出来的，难道就不是由这些鼓吹强拆强征的地方幕僚与地方官员制造的？自己制造了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后又不惜花巨资来维稳，这不是一个很讽刺的恶性怪圈吗？如此维稳，如何可能维得稳呢？难道你们自己不知道越维越不稳的逻辑吗？

　　强拆诡辩论凸显革命思维惯性

　　强拆论公然为暴力辩护，为革命思维辩护。这不是执政党的思维，而是革命党的逻辑，或者说是革命党的思维惯性。其对暴力与强权情有独钟，主张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只有强权才能对付子民。其也宣称要更加注重被拆迁人的权利，可是，这只是其宣传口号而已。在实际工作中，在强拆思维主导一切的情形之下，其很难做到真正维护被拆迁人的权利。因为只有强拆才是硬道理，舍此无它！

　　其高度认同革命立国，而且还主张革命建国。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高论。只可惜，这是革命时代的思维遗风，而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距甚远。即使在遭遇现实的政治磕绊、在遭到舆论一边倒的大力讨伐、在遭到高层政治的反对与抵制之后，他们依然故我，不仅积极争取话语权，而且还誓言要把强拆进行到底。这是何其“坚持到底”、何其值得“可歌可泣”的强拆信念啊！

　　至此，强拆诡辩论的谬论再也经不起点滴推敲。无论是用结果（我们都是城市化的受益者）来为过程（必须坚持强拆）开脱，用地方发展来挟持高层，用批判媒体来替代批判强拆，还是用煽情的手法为领导开脱，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很难站得住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没有程序正义，何来实体正义？通过牺牲人民的安定生活来换取领导的巨大政绩，这样的领导有谁需要？

　　我们不妨用强奸诡辩论做一简单类比。我强奸了你（男人强奸女人），我让你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女人，什么叫做女人的滋味，我让你知道了什么是性爱的快感，你应该对我常怀感恩之心，常怀思念之情，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你怎么可以控告我强奸你、甚至自焚呢？没有我的强奸，就没有你这个真正的女人。这就是《投书》一文的写作逻辑。只是不知道有多少被强奸者会同意这样的强奸逻辑？敢问《投书》作者，如果你是被强奸者，你会同意吗？

（责任编辑：侯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