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强拆凸显私力救济的无奈

　　改变这种没有赢家的抗争，不能只靠个案中的司法同情，必须重塑法治在利益冲突中的疏导功能。

　　因不堪忍受逼上门的不断骚扰与折磨，宿迁市锦绣江南小区业主王马玲砍死了拆迁公司的员工。最近，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一审“犯故意杀人罪，判有期徒刑8年”的判决，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王马玲有期徒刑5年。

　　罪名的更改以及刑期的削减，凸显出司法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毕竟，这样的“拆迁血案”并非被告人想要的结局，其只是在自身权益屡陷危机时做出的本能反应。对普通公民而言，当自己的权利面临被肆意侵扰，而公权力救济又无所依凭的时候，私力救济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此前，在辽宁本溪张剑刺死强拆者的个案中，司法机关也作了类似“通融”，以缓刑的方式表达了对自救者的同情与怜悯。

　　但我并不认为，此类个案“或将成为保护公民权利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相反，如果拆迁领域的公民权利救济，总需要通过这样的司法个案来实现，那将是法治社会的悲哀。从根本上说，司法面对公民因自力救济导致的犯罪，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不得不定罪判刑，再怎么通融都无法让自救者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对自救者的权利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之下的同情；另一方面，司法的宽容也可能忽略对受害人权益的关注，因为很多时候，受害人并非侵犯被拆迁人的“罪魁祸首”，他们或许只是替人打工的“马前卒”，虽然直接实施了种种强拆行为，但也“罪不至死”。

　　在强拆不断酿造出血案的背景下，“迟来的司法”除了带给人们些许慰藉，并不能改变这场没有赢家的拆迁抗争。在定纷止争、化解冲突的国家制度安排上，真正的救济应该走到拆迁暴力性冲突之前，而不是事后的刑事责任追究。然而，近年来大量的强拆悲剧，所凸显的都是先前公权力救济的失效。如果能够通过正常的维权途径表达诉求、伸张正义，作为强拆对象的公民何须与拆迁工人持刀相向？如果不是在权利的匝道上状告无门、走投无路，公民又何须非要以命相抗、悲壮自焚？

　　在人类共同体的生活中，法院、政府及国家的产生，原本就是为了避免个人私力救济下的混沌状态。人们将各种纠纷与冲突的平息权力，交给这些公共机构并供养它们，目的就是让容易抵牾的权利能够在公平原则下相安无事。所以，现代法治并不提倡公民的私力救济，这也正是砍死强拆者必须承担刑责的缘由。但是，在公权力救济虚置的情境下，暴力强拆必然带来暴力维权，以暴制暴成为公民私力救济的无奈选择，谁都难言胜利。

　　改变这种没有赢家的抗争，不能只靠个案中的司法同情，必须重塑法治在利益冲突中的疏导功能。在目前的国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彻底退出商业性拆迁的利益前沿，法院承担起更多的利益纠纷诉讼，以中立身份公平化解拆迁冲突，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日益暴力化的维权态势，促进公民权利的持续性增长。

（责任编辑：胡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