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晚，河北保定“官二代”——更准确说是“吏二代”李某在河北大学校内醉驾肇事致1死1伤，并在事后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去告，我爸是李刚！”此事经媒体报道，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而当媒体深入学校进一步采访时，却有学生称：“现在学校不让我们说这件事情，所以目击者很难找。因为他们一旦向记者透漏什么事情，学校知道后肯定会对说的学生做出处分的，谁都会害怕，所以学校里的目击者都只能什么也不说。”(广州日报)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河北大学在该事件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一种社会角色。平日里，我们总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行侠仗义的少了，锄强扶弱者少了；相反，伤天害理者多了，飞扬跋扈者多了。为此，我们曾迷惑不解，我们归咎于市场经济，我们也曾声称这是“万恶”资本主义的腐蚀，但是通过这次撞人之后校方的反应来看，我们终于为这种长期的社会病因找到了一个源头，这就是：大学教育的良知缺失，正义缺失和社会责任感缺失。
当今社会，交通事故固然层出不穷，原因也多种多样，但是回顾历来的案例，真正曝光于公众眼前令人大跌眼镜的肇事者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有钱的，一种是有权的。并且，目前以这两类人为肇事者的事故大有愈演愈烈不断攀升之势。之所以如此，和这两类人对公众生命权的漠视不无关系；而一些人在事故之后利用权钱游走于法律规则之外，没有严格受到法律的惩罚无疑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漠视。
马克思曾说过，奴隶和奴隶主从来就不同属于一个世界。在司法不独立的特殊国情下，在“有钱能使官推磨”的时代背景下，法律向来就是有权或有钱者自说自画的游戏。普通民众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通过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使得惩罚公正化，公平最大化。其中，作为社会有机整体的河北大学，其社会责任不言而喻。但同时，权力和金钱在事发之后暗度陈仓的公关作用却也不容忽视。
可喜的是，本次肇事者爸爸的权力并非足够的大——所以才会被人戏称为“吏二代”，但是权力背后的隐形资本却变得活跃起来了。有消息称，“捕头”李刚大人准备以重金私了此事——我们暂且不论这些钱从何而来，反正这一策略的效果良好——受害者家属沉默不言了。这与其说是受害者家属的实际，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无奈。反正整天被撞的无外乎穷人，这些人最缺的就是钱，那就花钱消灾，几个小钱打发了了事嘛。此时我们不难想起《红楼梦》中薛蟠的混蛋逻辑，“花几个臭铜，没有不了的事”。受害人已经死了，家属得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钱，自然也可以表达一下“目前死者家属情绪稳定”了；而有了积极的善后赔偿，那么法院自然有理由网开一面从轻宣判了，而肇事者自己当然就更不会将人命当做一回儿事，以后大可以放开胆子继续撞人了——反正老子有的是钱！谁让咱中国老百姓的命贱呢！
如果说这些受害者家属因为贫穷而不能据理力争，尚且情有可原，那么，作为学生另一“家长”的河北大学校方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就未免太“孙子”了。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大学自然不像受害者家庭那般贫困，当然也不像受害者家属一样势单力薄，况且还原事实真相为死者讨回一个公道本是大学的职责所在，而在整个事件中受害者又占尽舆论的上风，本该代表学校向有关部门表达师生对案件依法处理的关切，用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表明学校是跟学生站在一起的。可是至今为止，校方的做法却着实令人齿冷：据媒体报道，自车祸发生始，便有“自称学校老师的男子”下意识地阻拦现场学生接受媒体采访，可见校方人员对强势阶层的维护近乎出自本能；而紧接着的“到处删帖，平息言论”，大量现场目击学生被校方找去谈话，被警告不允许向媒体讲述现场情况，更让我们不得不去怀疑：河北大学校方究竟站在哪一边？像河北大学这样的高校究竟在向学生输出怎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在未来社会中担当改良社会风气的先锋角色？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二战之后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文字：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历史的前车之鉴早已告诉我们，人间的任何不义都有它的扩散性和均衡性，对恶行的容忍就等于对犯罪的纵容，漠视他人的生命也就是漠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西方有句名言：别人的丧钟也是在为你而鸣。河北大学的管理者，你可听到了为你敲响的丧钟？况且，即便现在有权势熏天者，他们总比不上当年的法西斯强大吧？河大河大，以何为大啊？！
当然，河北大学漠视自己学子生命权的表现只是该校学格与人格(假若他们算人)的一个掠影，但是这个掠影却在警示我们：当代的大学教育究竟在向学生输出一种怎样的价值观？社会的正义在哪里，公民的责任在何方，这是类似河北大学这样的高校必须对学生(包括死去的和未死去的)和公众回答的问题！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