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斯·韦斯特科特 著 吴万伟 译
埃米斯·韦斯特科特提出了一个恼人的问题。
想象一下就在上帝警告亚当哪些水果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之后不久，派人在伊甸园安装了闭路电视摄像机，用来监视智慧树的一切。想想这可能造成的改善。蛇爬到夏娃跟前，诱惑她偷吃禁果。夏娃伸出手，在天堂里水果总是伸手可及，非常方便，但就在最后一刻，她注意到了CCTV，只好作罢。结果：没有罪恶，没有堕落，也没有被上帝从伊甸园中赶出来。所以我们不必要在长满荆棘和蒺藜的田野里终生劳作，不必汗流满面得以糊口，不用遭受生孩子的痛苦，我们都觉得没有必要穿衣服。
为什么上帝不做这些，让每个人都免于这么多的痛苦呢？当然，监督技术当时还十分落后，但他本来可以对付的，不会破坏夏娃的自由意志。夏娃有一个选择，一旦她看到了摄像机，就更有可能做出正确选择。最可能的解释是上帝并不想让亚当和夏娃做出正确选择，他想让他们因为正确的原因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害怕被逮住而不吃禁果不会为你赢得道德上的称赞。毕竟，你不过是出于自利的考虑而采取了行动。如果天堂突然断电，监督设备暂时不能发挥作用，你就会和其他掠夺者一样拿了东西就跑的吧。
那么，不吃禁果的正确原因是什么呢？啊，上帝实际上和其他父母没有什么不同。他渴望的不过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服从（令人吃惊的巧合正好是每个孩子都渴望父母做的事）。但上帝希望这种服从是自愿的。更重要的是，他想让这种服从是出于正确的动机。他想让正确的行动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爱上帝和对正义的尊敬。（不错，他确实对亚当说，"如果你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你会死掉"，这听起来像是威胁，但请给我一些文学修辞的许可。）
道德哲学家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站在熟悉的立场上。在这种解释里，上帝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追随者。（这当然对康德来说不会感到吃惊）在康德看来，当我们的行为符合理性指导我们的道德准则，它们就是正确的；只要是出于尊重道德律的动机驱动，它们就具有道德价值。换句话说，如果我因为想做正确的事而做正确的事，我的行为就具有道德价值。如果我不偷别人的iPod（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智慧果）是因为我觉得偷东西是错误的，那么我就得到道德上的鼓励，因而理应增亮我的光环。如果我不偷别人的iPod是因为担心被逮住，那么，我或许做了正确的事，或许因为谨慎而受到称赞，但我不应该得到任何道德上的称赞。
高速公路明星
这些思考旨在为如下问题提供一个框架：无所不在的监督对我们的道德人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监督社会的到来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道德教育和发展？它会如何改变道德成长的机会？是否使得康德式从义务意识角度强调行为，而不是出于自利而采取的行为变成过时的说教呢？这些问题都属于所谓"监督影响评价"（SIA）的新研究领域。
这里有一种思考方式：监督给人启迪和教化---也就是说，它塑造人的性格，把义务和自利结合得更紧密。这种观点很可能得到如柏拉图和托马斯·霍布斯等哲学家的赞同。推理过程相对简单：监督越到位，道德偏离的情况就越容易辨认出来，越容易受到惩罚。认识到这点，人们就越不大可能违反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结果就是更少道德失范的例子和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交通监督的简要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思想：
第一阶段（自然状态）：想做什么做什么---人人都自由行动。想开多快就开多快。随便你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只要避免迎面相撞。人生迅速、刺激和短暂。
第二阶段：政府引进速度限制，但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所以普遍被人忽略。
第三阶段：警察开始在高速公路上巡逻，强制执行速度限制。这阻止了一些可能的暴徒，但如果你聪明，仍然能逃脱责罚，比如通过了解警察在哪里巡逻，或紧跟其他超速者，或改装车使得警察抓不住你。
第四阶段：高速公路上巡逻的警察更多，现在他们还配有雷达技术设备。尤其是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或者如果你驾车经过需要增加收入的偏僻的小村子的时候，超速成为非常不谨慎的冒险。
在这时候，你可以用下面三种的任何一种方式回应：
A) 以火攻火：在轿车上安装挫警仪的反监督技术设备，重新回复到超速的状态。
B) 购买携带碰撞控制的汽车，可以轻松地避免违法。
C) 像从前一样开车，继续控制你的车速，并一直留神外面有可能藏着警察的地方。那些选择这个方法的人不大可能像装了巡航控制器的人那样打盹，但他们会发现这样开车太紧张。
第5阶段：为了在谋略上战胜挫警仪，警察使用摄像机，最终使用卫星监督仪，人们越来越难以逃避监督了。侦破和惩罚成为自动的，所以超速行驶成为自找麻烦的蠢行。现在大多数人都遵守法律，安全驾驶。
第6阶段：法律规定汽车必须安装能够阅读所在路段速度限制的设备。汽车的电脑随后像管理者那样行动，防止汽车超越这个速度限制。现在几乎每个司机都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如果你想超速，你就得不辞劳苦地改动装置，这样的行为类似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radical evil），也就是故意做坏事。
很容易看出在交通监督演化过程中每个后续阶段出现的好处。在此过程的结尾，不再有小流氓或醉鬼司机给无辜路人造成威胁，驾车变得更放松。事故减少了，痛苦少了，悲伤少了，犯罪少了，对医疗保障体系的要求减小了，保险费降低了，工作时间减少，股票市场红火了等。类似的故事还可以讲，测醉检验仪和速度雷达的功能是一样的，理想的结论是几乎每辆车都安装类似锁一样的装置，如果司机的血液酒精含量超过某个限度就会自动关闭汽车发动机。随着技术的进步，监督变得更便宜，警察可以腾出手来去抓捕骗人的政客和涉嫌欺诈的银行家。违法犯罪从有风险变成了愚蠢，最后再到几乎不可思议的地步。
但是有另一个视角-康德伦理学指导下的视角。从这个观点看，不断增强的监督力度可能带来某些功利主义的好处，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道德人格的下降。不错，我们做错事的情况少了，在这个意义上，监督或许让我们变得更好，但它也阻碍了我们作为道德个人的成长。
从这个角度看，道德成长涉及到更加接近圣人理想，成为只渴望做正确事的人。康德描述这样的个人拥有了"神圣的意志",因此暗示这种状态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对我们来说，讲究道德的义务总觉得像是负担。华兹华斯非常好地描述了这个情景，当他说道德义务是"上帝的女儿的严厉训诫"。道德要求感觉到是负担并不让人觉得神秘：总有一些东西（至少我们中的一部分）更愿意做有道德的事而不是假装有道德。我们总有一些倾向，即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认识到的义务之间存在冲突。但圣人理想仍然是我们能够和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无处不在的监督就像磁铁般的吸引力改变我们道德理想的轨迹。我们放弃追求康德理想的神圣目标，满足于功能性的但没有鼓舞作用的锡制奖杯。因为我们很少必须在正确之事和自利之事之间选择，我们的道德自我因为缺乏练习而变得更渺小更猥琐。我们的道德发展受到遏制，最终成为道德上的自动驾驶仪。
纯洁性对实用主义？
我现在期待许多人对这种针对道德成长的焦虑反应是尖锐刻薄的。这里有四个可能的理由，不会为它睡不着觉。
1) 它不过是抽象的学术问题。当然，无论监督变得多么广泛和深入，日常生活将仍然能够产生很多的情形让我们经历推动人格成长的道德紧张关系：如何对待家人、朋友和熟人的选择。
2) 这种担忧非常愚蠢，类似于尼采的长期和平和繁荣将使得灵魂猥琐的抱怨，因为它为战争英雄和牺牲提供的机会少了。我们的理想应该是一个人们度过更幸福生活的世界，在道德紧张造成的不舒服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了。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类似的对比，宗教关于罪过的经历。原罪意识或许曾经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我，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继续维持其存在。原罪意识已经过时，同样的，圣人理想也可以说过时了。
3) 毕竟，圣人理想现在和过去往往被误导。真正重要的不是人们渴望什么，而是人们做什么。过分关注人的胃口和欲望是清教徒残余。监督改善行为，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
4) 康德主义者应该欢迎监督，因为它最终导致他们获得自己提出的理想：监督越完整，义务和自利的重合就越多。监督技术替代实施奖励和惩罚的全能上帝，它更加有效，因为它的存在，忽略它的糟糕后果是更容易看得见。因此，它培养良好的习惯，这些习惯内在化到一定程度，做坏事就变得不可思议了。
这当然是家长和老师大部分时间追求的目标。在我把孩子送上社会的时候，我不会对自己说"我希望他们记住自己有义务不去杀人、绑架、强奸、盗窃、虐待动物或者袭击老太太。"我假设，对他们来说，就像对稳定繁荣的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一样，这些犯罪行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些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他们可能行为的地平线上，这就是我想的东西。大部分犯罪行为的不可思议性是一个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平台，监督是合法地有效地建立这种平台的手段。所以，远不是破坏圣人理想，监督提供了通向圣人理想的捷径。
监督vs德行？
这是很好的结束之地。辨认出了趋势，表达了担忧，但最后怀疑被令人信服地暂不考虑。霍布斯和康德可以勾肩搭背地到酒吧庆贺一番他们新找到的共同点。
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维特根斯坦警告哲学家不要依靠片面的例子,我们需要警惕这里的危险。实际上，我认为其他一些例子显示不仅康德的说法有道理，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间接地承认这一点。
想象一下你在参观两所学院。在监督学院，导游骄傲地指出每个考试教室都配备有几台摄像机，这些摄像机都和中心监控室相连。电子干扰器可以启动防止考生使用手机或者黑莓和信息技术部门编写自己最先进的反抄袭软件。对学术上的不诚实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政策。一旦违反，立马开除。导游说，监督学院的作弊现象比我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少。学生很快认识到欺骗是愚蠢的，一段时间后，甚至没有人去考虑作弊了。
相反，德行学院采取直截了当的荣誉制度。学生在每个学期开始签署诚信承诺书。在德行学院，教授们通常指派可以带回家做的考试，或者考场里没有人监考。没有人会考虑使用Turnitin.com.之类反抄袭软件。这里的缺省预设是相信学生不会作弊。
你更愿意上哪个学院？你会推荐自己的孩子上哪个学院？
或者我们对比两个车间。在监督公司，所有电脑活动都被监控，定期有随机性的审计人员侦查或者打击任何不当使用公司时间和设备的行为比如玩游戏、给朋友发邮件、听音乐、或浏览色情网站等。在德行公司，雇员被信任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监督公司宣称它们拥有比本领域任何公司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低的盗窃时间率。你愿意到哪个公司工作？
最后一个例子。在手机和GPS技术的时代，父母有可能随时随地监控孩子的行踪。他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么做。它可能减少青少年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但是能很大程度上减少父母的焦虑。它并不伤害孩子的心理健康，毕竟，这些电子监控装置在孩子5岁时可能就已经放在他们房间里了。更重要的是，它让孩子诚实正派。如果他们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或撒谎说去了某个地方，就会被父母发现，并受到惩罚。比如他们的买手机计划将降级，从铂金手机降为普通手机。(假设他们真有这么愚蠢的父母)但有多少父母真的认为这种监督自己10多岁的孩子的方式是好主意呢？
监督建议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康德理想仍然在我们心中回荡。如果我们认为道德人格的发展完全是空洞的、误导的、不相关的，我们就不会对监督学院或父母监督的做法感到不安。
第二，人们对监督实际上如此广泛已经威胁到个人健康的道德发展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监督的增长不是局限在我们生活中的小的、次要的、或受限制的领域：它似乎不可抗拒地扩展到任何地方，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这本来是个人的道德教育出现的地方啊。
第三，我们对监督的态度在不同背景下是不同的，这说明了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如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恐惧、我们对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关系的期待和理想等。我们讨论的四种关系是：政府与公民，雇主与雇员，老师与学生，父母与子女。在前两种关系里，我们并不太担心监督造成的心理影响。我想多数人都愿意支持政府对收入的监督以便减少偷逃税款的行为。但我们往往假设政府像雇主一样应该远离道德建设领域。
用同样的方式看待大学也是可能的。在这个观点看来，大学基本上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掌握技能的地方。正如在车间一样，监督水平应该由怎样才能最好地推动大学目标而定。但许多人认为大学不仅是获得某些技术训练和拿到文凭，还有更广泛的使命。这个更广泛的使命包括帮助学生获得个人修养的提高，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道德人格发展。道德建设不仅被看作大学经历的美好副产品，而且是其重要的和正当的目的之一。我认为，这是对监督学院和监狱类似的想法感到苦恼的深层原因。我们的担忧不是在这种不信任的环境下学习会受到影响，而且是大学的教育使命被令人失望地狭隘化了。
最后，我们多数人都同意孩子的道德教育是而且应该是家庭教育的成果之一。如果不在这里，在哪里呢？父母不在孩子房间安装摄像机的很好理由是孩子需要经历义务和癖好之间的斗争。他们甚至需要经历违反规则以及逃脱惩罚的感受如何，违反规则被逮住的感受如何，违反规则撒谎然后逃脱惩罚的感受如何等等。我们再次引用华兹华斯，他在自传性诗歌《序曲》中讲述小孩子的道德意识的出现与一个小事联系在一起。华兹华斯一天晚上偷了划艇，进行了类似于18世纪的兜风。没有人发现，但他认识到他的选择具有道德含义。
当然，这不是回避在房间里按照监督不良行为的探头的唯一原因。家庭提供的另一个目的是建立相互感到满意的爱的关系。而且，家庭不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标是家庭生活实践的内在要求。健康的家庭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但监督往往表达出信任的缺乏。因此，监督对任何人际关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关系越亲密，我们就会发现监督越发令人讨厌。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配偶想监督你的一举一动，你会感觉如何。
在家庭内部对监督的反对---阻碍道德发展、放大不信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具有正常家庭功能的家庭提供的健康理性关系网是多数人道德教育的首要背景。相互信任的关系的积极经验本身就是道德建设，其中未经证实的期待是人人都会尽到对对方的义务。形成内化的珍爱价值比通过监督的威慑性肯定效果更好。任何竭力在家庭中创造这种关系的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显示了他们相信这种观点。
结论
这些思考的要点是监督和道德教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有些情况下，监督帮助我们走在正确轨道上，因此强化我们的习惯成为第二本性。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阻碍人们的道德发展，通过扭曲或者遮蔽真正无涉利益的行为的圣人理想。那个理想是值得我们永远拥有的。
有人可能反对说圣人理想过于乌托邦了。确实是的，但乌托邦理想是宝贵的。不错，它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的、特殊的、短期的问题，如怎样让醉酒的司机不要开车或确保人们不逃税。但是，就像遥远的星辰，它们为我们提供用来确定航向的灯塔。理想帮助我们积累取得的每个进步，提醒我们要到哪里去，是否朝那个方向再继续前进等。
最后，理想大学是每个学生真正对学习感兴趣，根本无需内在和外在推动者鼓励自己去学习，也不需要监督来威慑作弊行为。最后，理想的社会是，如果税是必要的，人人自由和愉快地交税，就像他们交自己热情参与的俱乐部的会费，公民和政府相互信任。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离这样的理想还很远，但我们应该警惕那些让我们离这个目标更远的行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良心，我们心中那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因为它是正确的。但随着监督的无处不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良心变成了我们内心悄悄告诉我们的声音：或许有人在什么地方看着我呢。
译自：Does Surveillance Make Us Morally Better? Emrys Westacott恩里斯·韦斯特科特（Emrys Westacott）纽约西部阿尔弗雷德大学哲学系教授。
http://www.philosophynow.org/issue79/79westacott.htmhttp://www.philosophynow.org/issue79/79westacott.htm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