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在解读即将施行的《侵权法》时多次炮轰记者无文化，雷语不断，又对着台下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说“记者是没文化，当然，人民日报的除外”。随后谈到医疗行业风险时，孙东东表示医院死人是正常的，救死扶伤的口号不对。（6月6日《南方都市报》）
“医院死人是正常的，救死扶伤的口号不对”，听了这话，叫谁的心会是“哇凉哇凉”的。然而，仔细体味一番，却又不得不承认，孙东东只是那个说出了“皇帝的新衣”的小男孩。一者，“救死扶伤”在我国喊了几十年，但再喊几千年也无法改变时下医疗体制下的去公益化转盈利化性质，任谁两手空空进了医院，都可能会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治疗，外加某些地方不给医生送红包还可能遭遇兽医；二者，医学非万能，死亡亦是每个人最终归宿，指望医院里不死人，似乎也只是一厢情愿。
在笔者看来，孙东东教授是遭到了典型的“中国式误读”。那么，何谓“中国式误读”呢？在笔者看来，这种误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专家是“砖家”。在巨大的信任危机面前，即便孙东东说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也可能会遭到反面的误读，从而招致无数板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任志强。政府每每出台新的房价调控措施，任大炮先生总免不了质疑几句，另外，他还要坚定一下房价不跌的信心。仿佛任大炮站在的公众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殊不知，在“要买房，信志强”的规律面前，任志强要远远比政府分析师及所谓专家更容易讲实话。
因为讲了实话，任志强才成了“人民公敌”；而不是任志强预言对了政策的效果，这一点很可怕。当然了，孙东东之前说了“上访者99%是精神病”一话，笔者也对其作为文化精英的犬儒作派表示歧视，然而，对于此事，我们还要公正看待。
其二，孙东东被“传媒学”与“文章学”谋杀。“传媒学”与“文章学”讲究得是“吸引眼球”，尤其是围绕专家、学者、名星、大腕制造噱头与绯闻。这当然没有什么错，可一味的寻求负面报道，一味的寻求新闻的爆炸性，就会造就传媒界的一个放大镜，甚至是哈哈镜——透过镜子，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夸大其词或是歪曲事实的影响。
其三，对医院的道德理想追求，完全架空了对医疗体制在道德方面的追责与公益化建设。公众对于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心理是，总想拿职业道德来完善管理。殊不知，在巨大的利益诱导面前，许多职业道德是经不住打击的。对官场天天讲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可每天都能曝出这样那样的腐败新闻，“不查是孔繁森，一查却是王宝森”的现实案例对公众的欺骗还少吗，我们为何听不进真实的残酷之语，总幻想着用道德来加强对人的约束呢？对于医疗卫生事业而言，剔除医疗体制包括医药两个方面的部门利益要远远比高唱《道德经》与《道德情操论》强得多。
孙东东发表了声明，大意是说其是无辜的。事实上，孙东东也确实是无辜的。孙东东成了公众批判中国医疗体制的第一个个人买单者——就像房地产界的任志强。孙东东是否是无辜，先放在一边。整个社会能否容得下一个说实话、说难听话的人，从而避免多数人暴政，或许是社会进步的另一种考量。毕竟，批判孙东东个人，除了让专家界多一个大众痰盂外，也没有什么进步之处。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