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现在很少仗义执言的“勇士”，我以为这话多少有些以偏概全。在我看来，恰恰相反，现在敢于实话实说的人是越来越多。比如说，那些面对媒体采访，发自肺腑的官员雷语，哪个不是真话实话？你说啥？这些人都是官员，不具普遍代表性？那好，我就随手拈来一例，给你看看“学者型”、“知识分子型”的。北大的教授如何？够“分量”吧？咋说也是北大的教授啊。比如说北大教授孙东东，去年曾经公开宣称“99%的上访者都有精神病。”尽管此言一出遭到了全国上下的围追堵截，激起了公愤，但我以为，利用某种特殊的语境解释的话，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句大实话。正像我说的，耐不住寂寞，孙教授沉寂了没多久，近日又跳上台来，公开宣称“记者没文化，当然，人民日报的除外……”（南方网6月6日）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先生如是说。“真的勇士，不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且特别喜欢铺天盖地的板砖。”我如是补充。为啥？因为板砖越多，知名度就越高，就像凤姐，就像芙蓉姐姐，这是好事。更何况虽名板砖，却实在是虚拟的，砸过去头上不会流血，甚至连个肿坨都看不到。这样的无本生意，聪明人都不会放过。孙教授何许人也？北大教授，你们一些小小记者，口水尽管来吧，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当然了，这里有个括号——《人民日报》除外。孙教授的聪明比起芙蓉和凤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点我绝对承认。为什么要括号？《人民日报》是惹不起的，这谁都知道，不管于公于私。
当然了，我之所以赞美孙教授，还有一点，我觉得孙教授部分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想给我拍板砖的人尽管来吧。无论怎样，我还是必须说出来，正如孙先生所说，很多记者的确没文化。当然了，我虽然笨，但我不糊涂，我不学孙教授，但是我也要打括号。也就是说，我用了“很多”这个限定词而不是《人民日报》这个定语。“很多”这个词的好处在于记者同学们可以对号入座，而《人民日报》的缺点正在于过于绝对，可操作性强，让大家没得选择。你说自己有文化？那么，对不起，先亮出《人民日报》的工作证来？如果拿不出，那就一边凉快去吧，自觉站在没文化的那边去。
孙先生说记者没文化，我想孙先生可能对文化这个东西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但是在这里，我理解为他的所指，其实可能更多是指的知识的层面。比如说，大的诸如哲学、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基本素养等，小的诸如错别字，基本的语法问题，新闻写作必须遵循的“五个W和一个H”等等，在这些方面，按照“北大”的层次来看，说记者们没文化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要附和孙先生，说很多记者没文化，因为我碰到的龌龊事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我看过这样的一篇报道，说是广东某地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记者洋洋洒洒地描述了一番惊心动魄的抓捕场面之后，来了一句“目前，嫌犯已被带往警署做进一步调查。”再比如说，更多的记者，在进行新闻采写时，一般秉持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政府部门或者个别领导人好恶，一个则完全是记者作为个体的自我主观取舍。以这两个原则作为新闻采访的前提，这多少让人看起来很失望。也就说，也不能怪孙先生骂人，只怪很多记者自己不争气。
当然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化，文化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具体到个人素养的文化品位与知识涵养这一点上，孙先生的论断部分是成立的。尽管如此，但我以为，在当今这个时代，讨论严肃的文化这个词，多少有点奢侈，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个时代金钱远比文化重要，这是其一。其二呢，作为记者，我以为必须的职业道德远比所谓的文化更重要，更应该是当务之急。一篇新闻稿可以写得非常文采飞扬，可以写得发人深思，但我以为就目前而言，追求这一点有些为时尚早。真实、客观，不口吃、不结巴，能够利利索索地，不违背良知，独立自由、实事求是地把一件新闻事件表述出来，呈献给读者，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只要中学毕业，语文能及格，基本都能做得到，要那么多“文化”干什么？但是同样，要做到这一点也很难，培养良好的新闻精神确实不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并不绝对。我的意思是说，相较之下，合格的记者也还是有的，并没有那么绝对。
到了最后，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很多东西并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你觉得记者应该有文化？凭什么你觉得要应该？或者说你觉得记者应该有文化记者们就都必须回炉再去恶补文化课吗？不是这样的。就像“中国的上访者99%都是精神病。”精神病就是精神病，没有精神病就是没有精神病。不是说你认为不该是精神病就没精神病了，也不是你认为是精神病大家就一定都得精神病了。但怕就怕这种，动辄以学术权威的架子，拿腔拿调，讲话不通过大脑，就一言九鼎，一语定乾坤胡乱放炮。看起来似乎很大无畏，像个“真的勇士”一样，但结果往往不是挑起一场无谓的恶斗与口水战，无端浪费“有限的”媒体资源，还浪费读者的口水和精力。怕就怕在，像革委会主任大手一挥说某某家是地主、是恶霸，大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窝蜂上去又是打又是砸那样，结果谁都落不了一个好，还白白让人家看了笑话。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