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
有的官员醉心人治,蔑视人权,不惮于破坏公序良俗,不仅摧毁了为官者的底线,同时也拉低了全社会的底线水平。
做人得有底线,官员首先是人,自不能没有做人的底线。如果着眼于他们代表公权力的特殊身份,则公众对为官者的底线怀着高于一般民众的期待,也不能算过分。而从眼下几起事例来看,真让人不知道如今一些为官者的底线何在。
5月19日,甘肃兰州市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交通纠纷,只因当事的一方一再宣称“我是局长”,遂使这“杯水风波”名扬天下。这人倒也不是个伪局长,虽只是个区旅游局局长,却似乎很金贵、很管用。在这名局长心中,想必是把“局长”这头衔当作护身符的:遇到纠纷,自然是“局长”比平民有理；处置纠纷,当然又是“局长”比百姓优先。但这样的逻辑和意识,若加以扩展,人世间就成了弱肉强食的动物界,既无道理可讲,更无法治可言。驾于平民之上的“局长”,终究也不过是一个“局长”而已。
近日媒体颇为关注的另一件事,是河北邯郸市一起强奸案询问笔录被四处张贴。其间的曲折是非先不说,你道强奸者是谁?原来是该市的一名镇党委书记。一级组织的主要领导,竟然违背妇女意志,犯下强奸的罪行,为官的底线安在?询问笔录被泄露,进而导致被张贴,无疑是对受害人再次重创。笔录是谁泄露的?为什么会泄露?难道执法人员竟然认为,受害人浸透血泪的隐私可以广而告之,不妨作为公众的谈资吗?至此,在这一事件中,人们再一次领教了公职人员的行事底线。
邯郸市有关部门已正式回应,表示对此事“高度重视”,已“组成联合调查组”,一经查实,将对相关责任人实施“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结果如何,尚待时日,相信当下激愤的人们也不会像有人期望的那样健忘。个别官员失其底线,劣马虽少也足以害群,则负责任的组织应当对底线加以捍卫。此前,那个镇党委书记已受法律制裁,被捍卫的自然是作为公民的底线,但也可勉强地说是为官者的底线。如今调查询问笔录被泄露事件,同样具有类似正面价值。不过,这一姗姗来迟的行动,恐怕也难以将主事者为官底线长时间沉沦的事实一笔勾销。两年来,受害人多次找到当地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纪检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结果。这两年,是受害人承受无边屈辱的两年,也是有关部门底线集体失守的两年。
那个把“我是局长”当金字招牌的局长,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其人其事虽不及邯郸之事恶劣昭彰,但我以为捍卫为官者的底线,转机或在此中。执政党和政府形象的恶化,官民冲突趋于尖锐频繁,很多时候不是由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造成,恰是由类似细小事情未能善后累积而成。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力主“新民”之说,虽承认“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政府失机”、“官吏溺职”等皆为事实,但“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非来自民间者耶”?话说得很雄辩,却也不免偏失,因为有什么样的“官吏”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民间”,同样是不移的历史事实。在自上而下讲求法治和道德的年代,有的官员不要说行为世范、为人表率,相反醉心人治,蔑视人权,不惮于破坏公序良俗,不仅摧毁了为官者的底线,同时也拉低了全社会的底线水平。没有底线的官员,有操守的官员羞于与之为伍,洁身自爱的百姓耻于居其治下。
对为官者底线的权威评价,应当来自公众舆论。官员若无底线,即无资格言社会底线。自然科学中有一个“能量守恒”,不知这一定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但从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来观察,似乎是可行的。也即是说,人们有冤不得伸,有气不得出,这能量并不会自行消失,它们会积聚起来,并且很可能转化,但最终要找到一个自我释放的突破口。而为官者底线大面积失守,则意味着不间断地激发社会成员制造消极能量,使社会日益趋近全面溃败的前夜。虽则离此危境尚远,但对为官者底线现状及其腐蚀社会的力量,却不可轻视低估,更不可放任宽纵。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
（责任编辑：胡可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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