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清水河的烂尾新城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当地人。在《人民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个贫困县的“半拉子”新城之后，不少媒体对清水河当年的“造城运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有的试图找到“拍脑袋”决策的责任人，有的试图替已经沦为鸽子窝的新城找到善后之计。
年财政收入只有区区三千万的清水河县，打算用61亿元打造一座新县城，从而彻底改变贫困县的落后面貌，这的确算得上一个大胆的计划。站在新城已经烂尾、残局无法收拾的当下，审视当年主政者的决策过程，确实会觉得非常荒诞，似乎怎样批评都不过分。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以成王败寇的思路去评价清水河的新城建设，并不能真正找到要害。
清水河的新城规划并非命中注定是会破灭的。“天时”因素也就是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对这个庞大工程起到了踩刹车的作用。首先是规划审批时，正赶上国家严格控制楼堂馆所建设，方案始终批不下来，新城也就一直在违法状态下动工兴建。此后，国家对中小火电项目的叫停，让一个原本打算落户清水河的火电厂打了退堂鼓，招商引资这条路一断，造城运动的资金也就无以为继了。如果没有这两次重大打击，很难推测清水河的新城铁定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从同一时期其他地方的造城运动看，成功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几年前，开发区建设方兴未艾、城市化进程带有大跃进气息，很多地方都大举建设新城，其中也不乏贫困县的身影。借助国家财政资金和各种项目的支持，不少地方成功改变了老城区破败落后的面貌，甚至以超宽的马路、巨大的广场和豪华的办公楼群，炫耀着自己的“成就”。许多官员也因此获得了骄人的政绩。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清水河的“壮举”实在算不上太出格。
假如清水河的运气好一点，上级支持力度大一点，本地资源丰富一点，说不定他们的“乌托邦”真的就实现了。大胆地想象一下，清水河的老百姓如果真的住进了新城的楼房里，他们还会抱怨“拍脑袋”决策的不科学吗？还会有媒体去反思当年造城运动的得失吗？
清水河今天的引人关注，并不是因为其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其失败。有一点很难否认，冒险、急于求成和大跃进式的脱贫思维，其实是得到了整个社会的下意识支持的。而这种对发展奇迹的渴望，也催生了一些地方的强人主政模式。所谓强人主政，就是地方领导强力推行某些特殊政策，强力推动大型工程上马，强力排除异见，最终以超越常识的方式取得成功。强人主政给一些地方带来了非常规、跳跃式的发展，但因为它排斥了民主决策机制和科学决策的合理程序，也就给城市建设带来了更大的、不可预测的风险。所以，清水河新城的教训并不仅仅是“拍脑袋”决策的不理性、不科学，而是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参与、民主讨论和社会共识，缺乏对风险的控制。即便清水河新城侥幸成功了，其实也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因为不民主、非科学的决策过程，常常都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潜在的社会负担。
与清水河新城立项时相比，今天的社会已经趋于理性，媒体对政治经济活动的监督也更加有力，但我们不能说，“孕育”了清水河新城的那种思维方式、社会理念和决策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了。各地正在兴起的造城运动如果说有什么区别，也就是“狂想”的因素减弱了一些，资本运作的能力提高了许多。但决策机制的缺陷仍然若隐若现。失误就在那里，只是没有清水河那么扎眼罢了。
应该为清水河新城失败“买单”的，未必就得是那几个决策者。换一个地方领导，在同样的社会氛围和同样的决策模式下，同样可能做出疯狂的决定。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是那个曾经缺席、现在也未必始终在场的民主和科学的决策机制。在更多的人参与决定他们的生活之前，城市建设的“乌托邦”始终是靠不住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