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生对治疗方式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而且这种取向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性取向。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取向，体现在体制和伦理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化成为舍义取利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白衣天使”变成遮羞布。
上周，有三条关于“过度医疗”方面的“新闻”再度引起人们热议——
其一：本报一项调查显示：过去，感冒发烧，医生一般会为患者开几个“屁股针”，现在，肌肉注射几乎已完全被“吊瓶”取代；过去，骨折的手臂被小夹板包着，现在，打钢钉、上钢板、手术内固定已成主流手段。
其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中国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间剖宫产率高达46%，世界第一。而世卫组织对剖宫产率设置的警戒线是15%。在这46%中，未出现剖宫产手术指征就进行手术的比例达11.7%。
其三：最新一期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一瓶芦笋片出厂时候的价格是15.5元，而在一家三甲医院却摇身一变成了200多块钱了，利润高达1300%，是谁在推高药价？利润又落入了谁的口袋？
这三条所谓的“新闻”，其实早已经成为旧闻，之所以又能热火起来，无非表明，医疗手段正逐渐被医疗利益“绑架”，而这种“绑架”正越来越明目张胆起来。
说实在的，初看此类新闻，大家都一样，不外乎谴责医生一番，骂骂医疗制度，别无他法。但这种无能、无力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对总在吵架的兄弟——伦理与制度。
实际上，自律是伦理，他律是制度，一个巴掌拍不响，导致过度医疗的体制原因同样是双重的：一方面，行政化色彩极浓的医院管理体制无法为医护人员提供改善其服务的足够激励，如机会、职称、职位等好处只能通过行政渠道获得；另一方面，由于医疗体制改革日益趋向泛市场化，而导致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
在这种扭曲的伦理、制度夹击下，医生承担了一个与其正当责任相反的职责——不救人反倒伤人(剖宫产、滥用抗生素等)，不治病反倒谋财(大处方、不作为检查等)。其实，剖宫产也好，挂吊针、打钢板也罢，医生通过种种“技术”使医院、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尤其，在不损害患者生理健康的前提下，他们似乎更加心安理得地享受“过度医疗”。作为患者，尽管觉得别扭，但却挑不出毛病，这就是地位、信息等不对称造成的失语——医患地位永远不可能对等，因为一方求着另一方。
业内总说我们不尊重医生的“劳动”，可在绝大多数医生沦为医疗器械的奴仆时，我们想问问：谁是我们的主治医生！事实上，多数医生已经成为医院卖药、卖检查的掮客，作为患者，要做的不过是乖乖交钱，看些似是而非的天书，听些云山雾罩的理论。新医改草案业已出台，所谓亮点无非是增加药事服务费，减少流通环节的加价，但是比药品更加摸不清看不透的“药事服务”如何规范却没有给出细则。
笔者以为，改变医疗现状，需要同时从两方面入手——从医院管理体制上说，要解决医院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与商业化经营倾向。对于基础医疗，要加大财政投入，尤其是社区医院的投入。从伦理建设上说，要重建医护人员职业道德。让医护人员面对生命，自然地有一种敬畏和尊重，最终培养出“见病是病见人是人”的绝对医疗态度。
总之，去行政化、去商业化，同时推进医护人员群体的自治与伦理重建，不仅仅是德育教育，更是法制教育。我们知道，没有他律的自律永远是空中楼阁，没有制度的伦理只能哄小孩子。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伦理才有意义，医德才能重建。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