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仅从小概率事件出发，把“赵作海案”看做个案。而应该从完善司法体制着手，尽可能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互相配合、相互分工，公安机关负责案件的侦查，检察机关负责案件的起诉，而人民法院则负责审判。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既可以监督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同时也可以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但在刑事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同时具有自我审批、自我拘留、自我审讯的权力。换句话说，在案件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前，公安机关具有绝对的权力。一些公安机关为了侦破案件，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要采集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通常情况下会刑讯逼供。所以，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引入法律援助制度，由律师参与监督刑事侦查过程显得十分必要。
事实上，《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参与刑事侦查活动已作出明确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律师之所以难发挥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律师的权利得不到尊重。
当然，冤假错案之所以发生，除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之外，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检察机关在查阅案卷、提起公诉的时候能够仔细核对相关证据，人民法院能够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那么，类似的悲剧就难以发生。
现在被害人出现，被告人被无罪释放，人们把矛头对准侦查机关，忽视了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在笔者看来，冤假错案的造成，根本原因是由于法院判决错误所致，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是最初的原因。所以，我们应该从改革审判体制入手，把好最后的关口。
当前我国审判体制改革动作频仍，但是，人们仍不能完全满意。这说明,审判体制改革应当增加透明度，接受公众的检验；而不是增加神秘感，将公众拒之门外。
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被告人被提交法庭，那么，他就脱离了实施刑讯逼供的境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刑事诉讼参加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围绕着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进行反复论证，这样的审判结果会导致将被告人推入事先设置的法律情形中。
换句话说，在现有证据材料都在指向犯罪的情况下，即使对这些证据材料进行反复质证，除了剔除少数无关的证据材料之外，其他的证据材料都只能证明被告人的罪行。
法官应当学会还原现场，在证据之外发现问题，如果把因循守旧当做审判改革的方向，把抱残守缺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准，那么，司法审判就会变成一场游戏。从客观事实通向法律事实的道路上，我们固然需要足够的证据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充其量是我们寻找事实真相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接近客观事实，还原事实真相，并最终使正义得以伸张。
证据的审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刑事诉讼参加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素养，同时还需要人文关怀、开阔的视野和崇高的使命。但愿今后不要把此类悲剧归咎于少数人，也不要把外界干预作为借口。在司法审判中不能心存侥幸，更不能在缺乏足够事实细节的情况下，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