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电 今年4月30日，被“杀害”10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振裳突然回家,此时，“杀人犯”赵作海已经被判服刑11年。此事引来舆论一片哗然，称其为“佘祥林案”翻版。当事人称曾遭刑讯逼供，警方表示省市已组成调查组，刑讯逼供亦是调查内容。
从佘祥林“杀妻”案，到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再到胥敬祥“抢劫”案……无辜公民含冤入狱，为司法的失误付出惨重代价。纵观诸多冤案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冤案的形成，都和刑讯逼供有密切关系。经国务院批准，由监察部、人社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将于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以及对违反纪律行为给予处分的部门规章。《条令》第11条专门针对刑讯逼供，明确体罚、虐待违法犯罪嫌疑人、被监管人员或者其他工作对象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实施或者授意、唆使、强迫他人实施刑讯逼供造成严重后果的，也给予开除处分。
《条令》对警察刑讯逼供行为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单靠这一规定以为就能杜绝刑讯逼供现象，可能过于理想。实际上，我国法律早已明确禁止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刑法》更是规定司法人员刑讯逼供导致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以杀人罪论处。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还是屡屡发生，成为司法领域的顽疾。在我看来，杜绝刑讯逼供关键除了制度之外，还在于制度的执行和司法人员的观念问题。
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办案时对刑讯逼供有严重的依赖，认为如果没有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嫌犯根本不会交代，根本无法破案。在他们的观念中，破案与保护嫌犯人权相比，前者比后者重要得多。殊不知，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会有人在严刑拷打下屈打成招，会有人含冤入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观念体现出陈腐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把法律当作惩罚的工具，而不是保护权利的手段，与当今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是目的；而惩罚罪犯是第二位的，是手段，是为保护权利服务的。从司法部门来说，没有了刑讯逼供，确实增加了公安机关破案难度，确有使罪犯被遗漏的可能，但现代法治精神认为错杀、错判一个无辜的好人，将使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动摇，危害性远远超过放纵十个罪犯，它动摇的是法律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必须坚决避免。
古人说：“立法于天下，则天下治”，但是，“有法不行，等于无法”。虽然，近年来加强法治建设，制定了一些法律，也做了某些改革。但是，许多法律得不到正确执行，在禁止刑讯逼供上也是如此。因此，在破除刑讯逼供上，除了制度跟进、严格法律的执行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权利至上、程序至上理念，否则出台再多禁令，刑讯逼供可能会照样存在，冤案也照样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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