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末，北京有关部门以“地铁公共安全”之名取缔报刊在地铁内销售，该项政策实施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被称为“地铁禁报令”。近日，北京地铁将解除“禁报令”。经审批，北京地铁公司拟在保证安全运营的前提下，于5月12日开始在5号线、10号线12座车站，共13个地点开展报刊发售试点工作。12个指定站点“试水”后，地铁报刊发售范围将扩大。（5月11日《新京报》）
曾经的“地铁禁报令”之所以引发关注，原因有二：一是人们无法将正规的地铁售报点与安全隐患联系起来；二是打着“安全”幌子的禁报令，落实起来却成了“一报独存、百报被禁”，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关系，令人怀疑。
2010年1月13日，律师张韬针对“地铁禁报令”规定，将一纸举报信交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认为禁售规定违反了反垄断法，原因是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此后，有调查显示，78.33%的受访者不赞成一报通吃，认为此举构成了对民众报刊选择权的侵害……遗憾的是，这些反馈就像泥牛入海，没有引发相关方面任何回应。
如今，“地铁禁报令”总算寿终正寝。虽然是好事一桩，但仍别忙着高兴——就如“禁报令”当初莫名其妙地横空出世一样，今日的“夭折”既算不上民意的胜利，也谈不上法理的作用，当事部门的说法是，“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组对地铁线路设置报刊发售规划方案进行了论证、实地勘察及安全评估”的结果。于是问题就来了：当初的“禁报令”是因为“不安全”，如今的开禁是因为已经“安全”了吗？如果是因为已经“安全”了，为何不全面铺开，而非得“试点”？“试点”的结果好坏又由谁来评估？……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并没有随着“禁报令”的取消而终结。
因此，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一纸“禁报令”，而是这种“禁”与“不禁”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可度量的、稳定的规范存在？如果一些政府部门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时，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朝令夕改且谁也不必为此承担责任，那么，我们有理由担心：政府管理部门会不会都依葫芦画瓢，在自家的权力范围内“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同时，“禁报令”算不算一种违反行政许可的权力越界试探？如果此举出台后，公众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同时“消声”，“禁报令”是否会这样迅速地退出？
“禁报令”里充满了太多的偶然因素，然而，公众与政府决策之间，不是市民与商贩可以讨价还价的关系。“禁报令”虽然消失了，但谜团仍在，若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利好有可能沦为可复制的常态事件。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