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破除三大误区

　　近日，中央综治办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体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

　　当前，检察机关应如何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呢?

　　首先要转变理念、走出误区。对于检察工作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二者的关系，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央和高检的要求，纠正三大误区:一是仅仅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限定在“涉检信访”范畴;二是对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大包大揽，无限扩大范围、延伸触角;三是人为割裂检察业务工作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所有检察业务工作本身都是在化解社会矛盾，无论是狭隘理解、无限放大，还是人为割裂二者关系，都是对中央和高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求的误读误解。只有坚持以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立足点，以执法办案为中心，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坚持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执法办案的始终”，才能科学地建立健全化解矛盾工作机制。

　　其次要明确工作范围和职责。各业务部门都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任务和要求:控申部门无论是接待来信来访、举报申诉，还是清理涉检信访积案，都是化解矛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侦监、公诉部门所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反贪、反渎部门的每一次职务犯罪初查和侦查，都是预防、减少和化解矛盾、处理纠纷的过程;民行部门无论是息诉服判工作，还是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工作，都要围绕化解社会矛盾而进行;监管场所执法专项检查，清理打击“牢头狱霸”，督促监狱系统清查事故隐患、促进安全监管，依法维护刑罚执行的严肃性，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况……都是监所检察业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载体和手段;即便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也一样承担着社会矛盾化解的任务和职责。明确职责范围是建立机制的先决条件，有些地方将反贪、反渎、监所等部门“排除”在化解社会矛盾机制范围之外，显然都是一种片面理解。

　　再次要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按照中央综治办的要求，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体系，完善和细化“检调对接”工作机制，依靠机制建设来推进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开展。按照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明确任务、构建机制。发挥“检调对接”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与“公调对接”、“审调对接”的有效整合。一是建立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对执法中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隐患加强预判，及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善于从深层次分析把握和化解社会矛盾，谨防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二是构建以个案为载体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高度重视每一起案件背后的矛盾化解工作，重点解决案结事不了的问题;三是完善检察文书说理机制，重点对不批捕、不起诉、不抗诉案件加强释法说理，解开当事人的心结，获得公众最大程度的认同;四是完善“刑事和解”机制，明确范围、完善程序、注重实效，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五是建立涉检信访倒逼机制，强化自身监督，强化“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预防和减少涉检矛盾纠纷;六是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司法保护，如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未成年人案件专人办理、品行调查、分案起诉工作、新市民的平等保护工作等等。

　　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紧密结合检察业务的开展，以执法办案为中心，全面预判，预防、减少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防止机械地划定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类型和范围，防止将检察业务与化解矛盾工作割裂和对立，更要防止脱离检察规律的急功近利、“毕其功于一役”的短期行为。把化解社会矛盾纳入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全方位、多角度做深做细做到位，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案案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载体，处处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阵地，人人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主体。

　　(作者为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责任编辑：侯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