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察
近年来，司法不廉和审判不公的问题不仅成为社会忧虑的顽症，也把原本就为“案多人少”所困的各级法院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关乎民众切身利益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性”案件，更是在新闻媒体的持续关注下，不断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和热议话题。各级法院在一手抓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同时，另一手则放到了积极推动促进公正审判的制度建设上。而且，由于不断有法官甚至法院领导以案谋私“出事”的报道见诸报端，使得这种制度建设变得越发紧迫和具有常态性。
近期较为集中的一项“制度创新”，当推由浙江省法官协会与该省律师协会共同签署的“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文件，以及早些时候由上海、重庆、广东等高级法院相继推出的具有亲属关系的法官和律师一方退出的“隔离墙”制度。
虽说后者在制度的规范性、针对性、强制力和统一性方面引起过关注与议论，但目前仍被作为具有较大实质性“突破”的新举措，在这些地区迅速推进，并被认为有着示范的意义。(5月5日《法制日报》)
建立法官或者律师“一方退出”制度的目的，除了公开给社会以司法廉洁的良好“外在形象”外，应更直接地服务于保证具体案件得到公正审判。笔者注意到，这些法院所规定的“退出”对象，大多是法院的领导(比如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庭长等)，有的还仅限于此，不做扩大。而就保证案件裁判公正性的需要而言，其实最需要“回避”的倒是办案法官，而这一点，或许早已在我国相关诉讼法的回避制度设计中，获得了很好解决。我在想，“一方退出”制度之所以被设计为要从法院的领导开始，除了凸显“从领导做起”的常规效应外，或许反映的正是长期以来存在于法院的对于案件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理论上，在法院系统中，“官位”越高越没有直接裁决案件的权力。人民法院组织法和程序法规定，除非法院领导作为具体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参与案件的审理，或者是作为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参与案件讨论，都无权对本院或其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实质性意见。我国宪法上所说的“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不仅是指法院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裁判案件，还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在案件审理中的各自独立，它们是审判业务上的审级指导关系。在法院内部，具体案件的承办人员(如合议庭组成人员等)才是“司法权”的真正合法拥有者。只有当案件重大、复杂、疑难时，他们才可能依法提交到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去进行讨论并作出决断。而此时，哪怕是法院的院长，也仅仅只有“一票”之权，审判委员会需要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案件作出最终的决断。
所以，法院的各级领导如果都能恪守权力边界，依法行使职权，他们对具体案件施加影响的“机会”其实极少，限制其越权干预案件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起一套促进其依法履职的有效监控及违规查究机制。
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如今，有些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程度日趋严重，审级关系出现变异，一些不直接审案的法院领导，也时常会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以政策把关、业务指导为由，非程序性地介入案件的讨论，甚至直接下达断案“指令”；有些法院领导也会“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具体案件，发表倾向性意见，甚至“一锤定音”。其合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倾向等，确实不容忽视。个别法院院长、庭长参与案件“研讨”，施加影响，以案谋私，大多也与这样一种“行政化”的体制和越权“过问”案件有关。
因此，我们与其大规模推行“一方退出”的“隔离墙”制度，还不如更有针对性地改革法院内部对于审判事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依法还权于合议庭，通过增强对审案法官的信任度，强化对他们审判权运行的法律监督，逐步铲除赖以滋生以“案”谋私、权钱交易的制度土壤。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