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就业，其实就是把“人才”这种商品交给市场去选择，市场会根据人才的差异分配到不同职业中。而职业选择不仅是大学生自己的决定，也是他们的父辈以及整个社会职业价值观的投射，因此，观察就业结构其实颇能分析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比如，持续高烧毫无降温迹象的公务员考试，大致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社会更偏爱政治管理权，而轻视财富创造权，所谓的公务员就是掌握政府管理权的人。我们并不是一味地要求政府无限限制权力，而是要求政府权力和民间的财富创造力能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昨天，有媒体报道，各地出台公务员新政，这新政出台之后的效果，将是“金饭碗”变作“瓷饭碗”。把各地出台的公务员考核的一些规定整合在一起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乐观了，毕竟，公务员考核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问题。不谈具体措施，就说效果，据人事部统计，自1996年实施公务员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年均不到2500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按照全国近500万公务员计算，年辞退率仅为0.05%。再以城市为例，1996年到2005年近10年，北京市10万名公务员仅辞退300多人。
公务员为什么难辞退？有人将之归咎于所谓的机关文化，比如，领导撕不下面子，同事也得罪不起人，如果扯远了，可能又得说到人情社会的国民性之类。但反过来想，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里为什么会兴起一股下海潮呢？正是市场的力量，是追求财富的冲动，让人们主动从机关出走。而现在，创业难、民企难众所周知，人们当然宁愿退守机关，过起“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前现代生活了。所以，公务员考试热、不合格公务员难辞退等社会现象都与当下的大环境有关。我们当然期待，在具体公务员的考核上，能采取足够具体、明细的措施以让“金饭碗”变成“瓷饭碗”，让公务员阶层的流动性增大。但从现实来看，公务员队伍是“严进”“严出”：做公务员难，辞退公务员也难。
如果仔细看看这些所谓的公务员新政，不难证实我们的猜想：至少还没有打到七寸上。比如说，虽然制定了公务员不称职的标准，但标准却“很宽松”，无论是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能力，还是工作责任心、工作作风，都很难“量化”，真正执行起来弹性很大。更关键的是，公务员考核再怎么考核都是其体系的内部考核，这种考核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以及操作的可持续性都要打上问号。这些年来，社会不断呼吁改进公务员考核改革，也不断呼吁社会引导大学生理性就业，但是这些呼吁比起市场选择来说略显苍白。因为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选择较为保险、具有前途的职业是出于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也因此并没有多少理由责怪对于“金饭碗”趋之若鹜的大学生。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市场选择又是社会深层权力结构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种积弊的去除只能依赖于社会结构的改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