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建议，建立解密审查制度。许振超委员建议，拒绝公开应当依法公开的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也应追究责任。这两条确实应当写入保密法中。
现代政府处理国家秘密有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公开是常态，秘密是例外，秘密的范围要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第二，即便是政府确定的秘密，公众也可以提出公开申请，因而要设计一种机制，让公众对政府确定的秘密可提出异议。用这两个标准衡量，我们的保密制度还需要完善。
2009年10月，在接到一位志愿者提出申请之后的第八天，广州市财政局将广州市2009年本级114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全部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今年3月30日，国土资源部率先公布其部门预算，随后，财政部、科技部等多部委，也相继公布2010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部门2010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然而，直到如今，依然还有很多地方和部委没有公开。
本次修订国家保密法，应致力于改变这种局面。但即便这样的法律开始实施，有些政府部门也还是会本能地倾向于扩大保密范围，或者即便到了保密期限，也不愿意公开相关文书。立法者因此有必要对此设计出相关制度，破解这一难题。追究拒绝公开应当依法公开信息者的责任。
不过，问题仍然在于，如何确定什么样的信息属于应当依法公开、应当解密的范围，当保密机关与其他机关或公民对此有不同看法时，谁来裁判？
根据此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或者属于何种密级有争议的，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但该条款没有规定，对本应解密而相关机关没有解密的做法，其他政府机关或民众是否可以提出异议，又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提出异议，最终又由谁来解决。
因此，建议设立更加中立、也更加公正的保密复审机构或解密审查机构。这个机构中可以包括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但也应当包括那些可以增加这一复审程序可信性的人员，比如同级别司法机关负责人，或人大相关部门负责人。甚至可以规定，其他政府机关和公民与定密机关一旦发生争议，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如果救济只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这样的救济是不完善的。保密是政府的工作所需，获得信息是公民的权利，平衡这两者，需要可信的程序和制度安排。本次保密法修订应当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