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征地补偿血案，一张村支书暴戾恣睢的面孔，一幅地痞横行乡里的图景——河南许昌“周店事件”既让人肝肠寸断，又令人义愤填膺。显然，颇多环节需要深刻反思。
日前，许昌市委宣传部长王登喜接受采访时坦承，就类似突发事件和公共热点事件的信息发布而言，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就会过去了，“事实上，在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今天，应该认识到与其晚说，不如早说；与其被动说，不如主动说；与其让他人说，不如自己说。”
王登喜的“与其、不如”论，既可以视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态度，也可以作为对“周店事件”的反思。如果不是村民周红彦以生命的代价让截留补偿款的问题浮出水面，或许十多年前村民权益被剥夺还会继续；如果“周店事件”没有成为公共热点事件，周红彦的惨死会不会大事化小，也未可知。
从“彭水诗案”到“稷山文案”，从“躲猫猫事件”到“钓鱼执法”，从“孟州书案”到“灵宝贴案”，无不是经过网络充分发酵和媒体报道，助推其成为公共热点事件后，当事人的公民权利才再次复活？从这个方面看，我们不难理解越来越多的“网友曝”，因为没有舆论监督，公民权利在某些不为社会所关注的角落里，就有可能根本沦陷。这才是促成一些地方政府存有侥幸心理的诱因。
但是，新闻报道的关注面毕竟有限，不可能报尽天下所有事；舆论监督也不应成为纯粹的“救火队长”而应接不暇。对公权力的监督，应该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刚性体系，既包括体制内的，也涵盖体制外的，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而舆论监督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民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才是“周店事件”后重点需要思考的，也是将突发事件和公共热点事件消弭于萌芽状态绕不过去的节点。这显然是事发后的良性信息发布力所不逮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艳明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