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报纸上，同时读到两个关于房价的主张。一个出自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他在广发银行举办的智者论坛上说，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因此就要采取增加就业、广开民间投资、提高农民工补贴、节约能源等项措施。其中茅于轼特别提出，可以为农民工发放住房补贴，如果每位农民工每年可以领取一万元的住房补贴，那么GDP就可增长2.3个百分点。（4月22日《华商报》）
另外一个建议，则来自一个充满争议的个性官员——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五年前（2005年），他因为发帖为本地旅游业建言献策，得到岳阳市委书记赏识，被调到临湘市挂职市长助理、副市长；去年年底，他实名炮轰张艺谋“印象”演出，引起网民关注。今年4月18日，他又在红网发帖，炮轰房产商“绑架”政府，并警告经济“撕票”。我关心的，是他解决“高房价”的五招制胜之策——第一招，开征遗产税；第二招，分类开征物业税；第三招，对所有出租房屋和二套房均课以重税；第四招，取消经济适用房，大量建廉租房；第五招，缩小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公职人员收入分配差距，放缓城市化进程步伐。
两项关于房子的意见，都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当前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如果让我做出取舍，我更倾向于姜副市长的“炮轰”。首先，茅于轼先生的主张，当然对拉动GDP非常有效，因为它直接增加了农民工的黄金白银，刺激了住房消费，但问题是，这并不能解决“高房价”的畸形矛盾，农民有了住房补贴，未必消费在住房上面，说不定挪作他用，比如看病，比如补贴孩子学费等等。而房价居高不下，照样让进城打工者难以融入城市，相反，国家每年还要拿出1.4万亿元（1.4 亿农民工，每人1万元）作为补贴。这要占到中国现今财政收入（7万亿）的五分之一，几乎不大可行。相反，来自基层政府官员的主张，因其身在矛盾漩涡之中，感同身受，更能观察到症结所在，提出的意见建议，可能正击中软肋。尤其是一个体制中的现任官员，公开对现行政策提出非议，这种悖逆行为，若没有真知灼见的支撑，就会沦为笑柄，影响个人仕途。但他对自己荣辱升迁置之度外，也算是“官之欲死其言也真”，就更值得认真研究。
事实也是，他的第二、三招，都触及了还原房改本意，抑制炒房的投机行为；而第四招取消经适房的建议，无疑达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作用，会让那些6连号的丑闻不复再现。一旦廉租房供应充分，谁还去凑高房价的热闹？到那时，房价爱咋咋的，反正穷人不去玩了。至于第一、第五招，因为不能直接左右房价，这里姑且不论。
政府抑制房价，这些年政策频出，但收效甚微，其中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但从全局权衡，如果因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直至最终破灭引发社会动荡，那就得不偿失。故此，国务院才再次发出《通知》(国办发〔2010〕4号)，提醒住房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要求各地采取坚决措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这点上说，姜副市长的主张，未必为当地官员待见，却是对国务院通知精神的一个正向地回应。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