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八大项目进行绩效审计的结果，多个部门陷入风暴眼。4月1日，深圳市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整改情况，代表们却将炮口对准了问题背后的人和部门。吴立民代表直言不讳：问题查到后整改就完了，对人和部门没有做出任何处理，年年审计，年年如此……(4月2日《南方日报》)
问责政府所赖以形成的政治基础是，政府必须承担起法定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问责政府应当是审计制度建设的基本命题。
“责任人不处罚有何用”呼唤监督的制度化运行。问责政府是国家审计的内在功能，在我国古代，“宰夫考其出入，而定刑赏”包含了问责官吏的成分，古埃及和古罗马的监督官、古希腊的审计官也都不同程度地拥有问责官吏的职责。在审计的发展史中，审计与监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政府审计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问责的含义，只不过其效能因民主意识的淡漠而相对弱化。从性质上看，政府审计作为政府责任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问责效能日益彰显。从内容上看，政府审计的范围随着政府责任的扩充而日益丰富。当然，审计机关不应过分相信行政权力的力量，在问责政府方面，必须重视审计与人大、司法、媒体、民众多方所形成的合力。
在我国，目前政府责任的界定不甚清晰，审计机关问责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够健全，相关法律尚不够细化，审计公告制度的全面推行尚需假以时日。因此，需要制定明确的问责实施办法和责任认定办法，通过法制化、制度化的框架来强化审计责任监督、责任评价甚至责任追究制度，赋予审计机关问责权，才能切实保障审计问责机制的建立健全。
必须承认，我国政府审计的行政模式的独立性还有不足之处，它具有更浓厚的内部监督色彩。这是出现“年年审计年年如此”怪圈的重要原因。审计向同级政府问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可能使问责流于形式。因此，当下迫切需要打通“审计问责”的制度化出口。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