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的这句话引起强烈共鸣。
按说，无论从宪法的规定，还是从法治国家的角度，人民对政府的批评权、监督权都是一个常识问题。显然，这里的关键词是“创造条件”，让人民对政府的批评监督变得容易起来；让人民在批评监督政府时，不用担惊受怕，没有后顾之忧。
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不久前，湖北十堰市青年陈永刚因为上网发帖质疑县领导搞形象工程，以涉嫌“诽谤”遭跨地拘捕。彭水诗案、西丰拘捕记者案以及灵宝王帅帖案——近几年发生的这些案件，正是前述温总理所言的反面注脚。人民行使批评权、监督权，却落进“诽谤”之网，一些批评者甚至遭到跨省追捕，身陷牢狱。“诽谤”，日益成为一些官员压制批评监督的一种手段，威胁侵蚀着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条件”。
正因如此，全国人大代表周光权“针对政府官员的诽谤问题”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受到了广泛关注。根据周代表的建议，司法解释应明确哪些行为属于对政府官员的诽谤、哪些行为不构成诽谤，成为全国司法系统执行的统一标准。
单独将“诽谤官员”拿出来制定司法解释，这一建议耐人寻味。一方面，诽谤的对象是自然人，官员显然也是自然人。如果“诽谤官员”需要单独解释，那么诽谤农民、工人、企业家呢？另一方面，这一建议也折射出一个现实：这些年，公民因批评官员获罪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官员甚至形成了“凡批评我者，皆诽谤也”的荒唐逻辑。
不可否认，确实有对官员“栽赃陷害”“无端抹黑”的行为，然而就迄今曝光的“诽谤官员”事件来看，绝大多数是公民的“诽谤”为假，官员的贪污渎职、公权私用是真。
无怪乎，被拘捕的陈永刚感慨自己“说白了，就是伤害了权力”。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些官员“我就是政府”的豪言，一些地方创设的莫须有“诽谤政府罪”。在被批评曝光后，一些官员动用公检法打压报复举报人，更是展现了这种“权力私人化”的骄横。一些官员将批评监督称为“诽谤”，用所谓的“个人私权”逃避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这不仅体现了在“权力私人化”思维下对自身角色的落后认知，更暴露了自身的内心孱弱：本来就可能有贪渎行为，所以害怕曝光拼命打压。
因此，在“诽谤官员”的问题上，比司法解释更重要的，是端正官员对法治社会下自身角色的认知，是推动公权力的“去私人化”，是改变一些地方“一把手”一人独大的权力运行模式，是畅通公民的正当批评监督渠道。
回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上来，所谓条件，有积极条件，有消极条件。如果说积极条件的创造需要探索、有一定难度的话，那么消极条件的保障则是当务之急。仍以湖北陈永刚被拘为例，尽管其本人已被释放，然而，在本案暂停执行的原因、陈永刚到底侮辱了谁等问题上，仍未有官方明确回复。这一事件如何收场，相关责任人如何处置，将直接关系到人民未来批评监督的勇气和信心。毕竟，“安全感”是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首要条件。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