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似乎对中国学术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年初，浙江大学某年轻博士后的学术造假行为被国际期刊曝光，年末，井岗山大学两名年轻教师在国际知名学术杂志上的造假行为再次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说这个"玩笑"不大，是因为类似的学术不端行为其实早已为国人所熟知，甚至习以为常。说它不小，是因为这两次造假事件都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国际影响--国际顶尖期刊《自然》和《柳叶刀》近日甚至专门就中国的学术不端问题发表了警示性社论，而这两本期刊之前从未针对某个国家的学术状况发表过批评之辞。
中国人向来不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两次造假事件后，国内的众多学者、官员、媒体都纷纷表态，言辞不可谓不严厉，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作为回应，教育部去年连续出台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两个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也于年内相继推出了整治学术不端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事实上，教育部和各高校在此之前均有旨在"制裁"学术造假的相关规定，科技部2006年出台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问题是，在这些近似严苛的规定之下，高校科研工作者为何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铤而走险？他们真的是像一些官员和媒体所言，完全出于"急功近利"的不良心态吗？
社会学理论认为，对社会个体行为的解释与归因应该首先从他（她）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入手。以此视角出发，对部分科研工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除了归咎于其自身的原因之外，我们更需要追问：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否出了问题？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高校科研圈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我认为，正是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生活待遇三方面的长期失衡和偏差给中国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温床"。
首先是中国高校的教师评价体系严重失衡。在中国高校中，无论是研究型、教学型还是教学研究型，评价教师优劣、晋级的重要标准不是"教学质量"、"对学生的关心程度"、"教学水平的提高"等等与教学直接相关的因子，而是一串让人头晕目眩的数字，包括论文数、项目课题数、科研奖励数，等等。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令中国教师汗颜，同时令国外同行震惊的教师评价理念：科学研究就是高校优秀教师的全部。尽管日本、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无一例外重视教师的科研发展，但是对于教师的评价，他们都采取了差异化、多元化和面向未来的综合评价方式，确保任何一位愿意奉献教育事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都能发挥特长，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做出成绩。相比之下，中国高校"科研至上"的强势话语体系根本无视个人专业、兴趣、才能、精力和实际需要，将所有高校人员（甚至后勤服务人员）都强行拖进了科学研究的轨道。问题由此产生：当科学研究失去了兴趣、求知、求真等"善意"的动机时，我们还能期待研究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和严谨性吗？
再看中国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笔者网上查阅了2009年度五个省份25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年终科研业绩折算标准，发现这25所高校无一例外地把论文是否发表在SCI、EI、SSCI、A&HI、CSSCI刊源期刊上作为折算的重要标准，除此之外的普通期刊只能折合成非常少的业绩分，有15所甚至根本不将普通期刊发表的论文算作科研业绩。在国家各类基金项目的申报和结题要求上，我们也可以明确看到对于已发论文"级别"的要求。在中国众多高校的硕博教育体系中，发表高"级别"的论文是获得学位的重要条件。这些"级别"说白了就是是否为上述几个索引系统收录，文章的内容、具体贡献、引用率等实质性数据则几乎不在考察范围之列。科研的评价系统源自西方，特别是美国。那么，这些"始作俑者"是怎么做的呢？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评价论文、成果最重要的标准是其本身的贡献，即在学术界、社会应用层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以论文或成果发表的刊物来定（是否为SCI、EI索引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也不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定，完全以同行专家对其内容的评价说话。很多国外、港台的同行在与笔者的聊天中都曾表示对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不解，中国学术界对SCI、EI、SSCI的那种"痴狂"也让他们甚为吃惊。这种形式大于内容、刊物级别高于一切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但滋生了数量惊人的学术腐败，还给真正热衷于科研研究的学者来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们在为创造、生产而殚精竭虑的同时还要为顺应早已扭曲变形的学术评价系统而继续"奋斗"。试问：当研究者们主要关心如何在特定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是考虑如何产出高质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时，这个群体中还能产生大量富含"正义"、"科学"和"价值"的学术成就吗？
高校科研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较为低下的生活待遇也是学术不端的直接诱因。充足的生活条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但现实是大部分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由于资历、职称上的限制，领到手的薪水在高额的房价和物价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对他们来说，除了从事第二职业之外，生活得以改善的唯一途径就是职称上的晋升，而职称上的晋升完全取决于论文、奖项、课题的数量和级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有时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只能不择手段发论文、拿课题、报奖项。细心留意之下可以发现，这两次造假事件的主角都是青年教师，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当一个系统出现问题时，将全部责任推给当事人是于事无补的，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中国学术不端的源头不在于科研工作者的"急功近利"，而是使产生和激化这种不良心态的外在生存环境。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认识不到这一点，就算给教师们戴上一万个"紧箍咒"，也无法制止学术造假--这是他们反抗现实生存环境的一种无奈之举。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