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中央即推反腐重拳，下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前所未有细密，罗列了8个方面的“禁止”和52个“不准”，这些条例之新、之具体，几乎涵盖了行政权力可能滋生腐败的各个领域及各种可能。人称廉政“高压线”。但是，“高压线”能否挡住那些贪婪的“闯关人”？
比之13年前（1997年）试行版本，新《准则》的细和新为民众所称道。细——它规范了党员干部公私两方面的行为，在严禁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挥霍浪费等现象的同时，还对婚丧喜庆等个人行为也有明确的规范；新——明确强调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之间的界限，不准“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强调官员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越位。
这些“细”与“新”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的反腐意识，而要让这一意识成为全国广大官员的共识，仅有此细致、全面的耳提面命还远远不够，《廉政准则》还需要更刚性的约束手段。
除严重违法行为外，如果将《廉政准则》仅仅纳入干部考核内容，视情节轻重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那远远不够。从《廉政准则》上所列52条“军规”来看，条条都够得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凡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者，就不仅仅是党内处分的事情，就应交由公众审判，也就是交由法律惩治。
法律如何介入？八大“禁止”、52条“不准”，每一条都应有对应的法律规范，不仅要有法，还要严法重典，真正提高官员在权力异化过程中每个环节需支付的高成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范贪腐行为，建立起廉洁政府。
历史上，重典治吏的例子有很多。明朝初期，《大明律》严惩治官吏腐败之风，严治官吏失职。如为监守盗，四十贯则可处斩；如为受财枉法，八十贯则可处绞刑；如保举有过的官吏要杖八十。其惩治腐败的严厉程度令今人咋舌。
并不是有意拿明朝来做比较，朱元彰用《大明律》重典治吏，直至后来更严厉的特别刑事法规《御制大浩》的出台，不过是为了一个目的，巩固皇权，让朱家龙脉得以延续千秋。今天，我们提倡要严法重典治理贪腐，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希望建立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社会，因为，只有政府廉洁，社会才会有可持续的稳定。
在《廉政准则》开头“总则”中这样写道：“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其实，党风问题何止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它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民众反腐败呼声日高，经济发展对政府廉洁要求越来越清晰、具体，腐败已成为社会发展重大障碍的今天，运用刚性约束手段治理腐败，这不是可不可以做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做的问题。一个廉洁而守法的政府，这是民众的底线。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