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资源和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大城市“人口超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从城乡统筹和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则有不合理之处。
近期全国许多媒体对京沪等大城市“人口超载”做了多方面剖析，比较集中的意见为“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对流动人口吸引的‘盆地效应’”；另一种看法认为“超量外来人口使这些城市的土地、环境、水资源难以承受，社会压力极大。”
我认为，一些文章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所在，但不少文章因缺乏对城市化的许多常识而隔山打牛，分析起原因来，不是“外来人口”作乱，就是社会资源作祟，这就有失偏颇。其实，中国大城市“人口超载”，有其更深层次原因和一定的规律性。从公共资源和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从城乡统筹和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则有不合理之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两面性，我们在今后还会碰到更多 “大惊小怪”之事。
第一，政策体制导向的偏差。中国的人口流动规律是：农村往城镇流动，城镇往大中城市流动，这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京沪大城市人口超载不足为奇，今后还有更多的城市步其后尘。如贵阳这样的城市规划也正在往千万人的城市发展，南京要在20年内长大3倍，这是中国的空间布局极不合理，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对农村及中小城市的投资走市场之路，纳入国家的政策盘子甚少的结果，这种政策体制导向的偏差加大了特大城市的人口超载，而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镇，其社会机制已严重滞后了经济发展十几年。这种状况不改变，五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将更难以持续发展。
第二，公共资源吸引。大城市里有了区域内太多公共资源。如北京的高校资源，上海的金融资源，深圳的风投资源，广州的展会资源，哪个不占全国同类资源1/10？为什么这些大城市不能承受更多的社会责任？城乡统筹多少公共资源让全民公平均享？目前城乡统筹依然面临重重障碍。如2009年教育经费占GDP3.48%，而农村8亿多人，又占了多少呢？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使人们更向往大城市。据初步统计，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会组织、大中型企业总部、科研文化、财政投放等主要公共资源，主要聚集在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这就决定了大城市的人口将加速增长。
第三，利益驱动。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80%以上是在地级以上城市实现的，而80%中的80%又是在大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实现的。如2009年，京沪杭政府卖地收入过千亿，各占全国土地出让金1/20左右。另外，政府在资金投放上以大城市为中心，这又加剧了城市人口暴涨机制的形成。
第四，城市化使然。据联合国统计，全球90%GDP在沿海及大城市产生，大城市对惯性聚集资源有一定优势。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走过了这条路。如大巴黎聚集全国1/3的人口及财富，墨西哥城的大学占到了全国1/16左右，大东京地区人口占到全国1/3强，等等。中国的问题是要尽可能避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病”。然而，目前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的聚集度不仅没有放缓，更推动了首位城市的位序塔结构的升温，从人口聚集来说，这等于是雪上加霜。
城市化的规律是真正的城乡发展，为此要合理分配空间资源，在城乡统筹中全面实施空间、城镇、产业、生态、社会五统一规划，以均享公共资源为标准，遏制大城市土地供应和垄断集团的资本流入非制造行业。同时，推进乡村服务业国家化，合理共享社会资源，使中国城市化走出一条发展-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之路来。
(王廉,万国城市经济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