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在同所学校任职不能超6年”，在江苏日前公布的“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意见稿”中，有这样引人关注的规定。这一极具轰动效应的教师“流动制”，是剑指这些年深受诟病的“择校热”，目标就是通过均衡配置教师资源，来实现教育公平。(2月23日《扬子晚报》)
“读书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教育与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遇上最好的教师呢？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太多的家长为孩子能够进入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四处奔走。而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的现实真是伤透天下父母心。
教师，是教育资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不必讳言，教师之间的素质能力是有差异的。总体来看，城里教师往往比乡村教师知识能力强，名校教师又往往比普通学校教师素质水平高。但必须厘清的是，这种差异绝不简单是教师本身的问题，而是现行教育制度不公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
比如，现在很多城市的名校、重点学校已经成为“面子工程”，这些学校优越的办学硬件，为教师业务水平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的教师还拥有评定职级荣誉的优先权，拥有更多接受学习培训的机会。这自然也在业务能力上拉开了他们与普通学校教师的差距。而素质能力强的教师，肯定会受到学生与家长的青睐。
透过“择校热”现象，也不难发现当前教育维系着复杂的利益博弈。教育主管部门与一些占据优秀教育资源的学校，恰恰就是这种利益博弈中的最大受惠者。很多地方学校也在形成相应的教育集团，甚至带有深深的垄断痕迹。垄断必定制造不公，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招致公众强烈不满的原因。如果能把教育资源最灵活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资源拿出来重新分配，通过“流动制”来打破僵化的格局，自然会带给人们在流通中实现公平的美好期待。
因此，教师“流通制”的制度善意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样的制度要想从纸面走上生活，无疑要经历一场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首先就必须要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因为教师流动，无异于推倒了支撑当前教育这块利益蛋糕的“多米诺骨牌”，它牵动着一场教育场域利益再分配的浩大工程。这里面不仅会有教师个体利益发生变化，还将联动着学校利益的增减，进而关系到教育主管部门以及相关权力的利益与政绩。
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也许有人会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是统一发放的。但不要忘了，制度理念层面的“平等工资”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城里教师工资普遍比乡村教师工资高，就是明显事实。笔者就曾经在江苏的一家重点学校任职，深知同在一座城市，重点学校教师的待遇福利要比普通学校教师高出太多。拥有优秀教师的名校，自然能够吸纳更多生源，通过“择校费”大发横财，建设好房子、好门面。比如我曾经所在的那家学校，每年靠“门面房”，就有数百万的收入，是增加教师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城里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些名校，而教育主管部门更是享有“优先权”，自然也更愿意将优秀的教师分配给那些重点学校。于是，这些名校在与权力的“联姻”中，完成了彼此利好的分配格局。
在这种情境下，原本作为教育起点的义务教育，本身的公益性也被剥夺殆尽，根本无法成为社会发展的均衡器。通过“流动制”来对教育资源中最灵活的教师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其实挑战的就是整个教育场域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事实上，长期以来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最大肇因也就是教育行政化之下过多的权力干预，特别是过度的权力自利造成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那么，要想实现教师“流通制”的制度善意，就必须摆脱行政权力与既得利益两大力量的捆绑。面对这样近乎死结的难题，教师“流动制”真能成为义务教育向公益化转身的一个制度出口吗？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