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陕西省纪委宣布已开始对杨达才及其深陷的“名表门”展开调查后，这位因在“8·26”延安特大车祸现场“一不留神，表情有些放松”而一笑成名的安监局长再遭挑战：9月1日下午，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9月3日《新京报》）
“10多年来，我确实买过5块手表”话音刚落，第六、七、八……直至十一块表的陆续浮出水面，使得杨达才的个人诚信彻底破产。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陕西省纪委的内部调查，已不足以打消紧盯此事的公众的“习惯性质疑”，“安监局长”的高位更是给调查的公正性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及时公开“十一表哥”的工资收入确实很有必要，既有助于体制内外监督者的互动，又降低了自查自纠带来的“官官相护”的可能性。顺着这一思路，笔者进一步建议，除了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更因全面公示其个人财产情况。如此，方才能够完整解释杨达才何以具备如此豪阔买表能力的“背后玄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这个道理尽管谁都知道，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目前在中国却依然处在公众热切追捧而官员深为忌讳的对峙状况，因而迟迟难以推出，甚至连原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都感叹：“公示官员财产会引起社会混乱。”这时候，一味以个人强力全面推行，要么像徐州市贾汪区那样存在显而易见的瞒报现象，“七成科级干部只有一套房产”，甚至遭遇“凭什么书记区长不公示财产”的质疑；要么像先期试点的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那样，由于阻力巨大或推动者调离、病逝而最终陷于停滞、不了了之、甚至“零投诉零异议”。
这些经验、教训再次印证了那句话：“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事实上，相比“全面公示”所可能引发的群体性反弹，对杨达才等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重点对象”的收入财产情况进行个案公开，其可行性无疑要大得多，不仅体制内的阻力较小，而且容易得到公众及媒体的关注与支持。至于“试点”官员本人，因其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或者自身的确“屁股不干净”，亦不敢公然反对。
更重要的是，个案公开累积到一定程度，随着公众辨别公开内容真假虚实“眼力”的提高，以及“官员收入一旦引发质疑必须全面公开”舆论氛围的造浓，势必发生制度性质变。可以说，个案公开为今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全面实施起到了积极的“预热作用”。换言之，推进官员财产公示不妨从重大个案公开始，而杨达才的“戴表门”无疑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典型”。这样的“机会”若放弃，难免让人怀疑有关部门的反腐决心。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