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周其凤近日在家乡为老母亲祝90大寿,在众人面前向母亲跪下。周其凤校长60多岁人了,跪拜与90岁的母亲抱头痛哭,表达思念和孝敬之情,本是一个很动人的场景,没想到被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起了争议,甚至招来了一些苛评恶评,称周其凤这样做是以孝作秀,是借老母亲的生日塑造自己的形象,批评这样的私人情感不应拿到公共平台上去“秀”。
公众人物,总难免会被媒体紧盯着,也难免要承受外界的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没有这种心理承受力,就不要做公众人物,对此,北大校长应该有心理准备。但是,针对周其凤跪拜行孝的批评,很多实在算不上正常的批评,而是缺乏基本人情和善意的恶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作为游子的周其凤跪拜在慈母膝下痛哭流涕,网众却因为种种情绪和偏见而在一边扔砖头——这样的恶评,对周其凤是很不公平的,更伤害着这个社会的善心和善意。
说周其凤不该回家时还带这么多记者——可这些记者是周其凤带过去的吗?作为北大校长,他不至于糊涂到公私不分。作为地方走出去的名人,回家给母亲祝寿,地方媒体看到新闻价值而去围观,这是可以理解的。说周其凤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跪拜和痛哭,带着浓厚的表演意味——这就有些苛责了,情到深处,不能自禁,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这么做,一定会让很多人感动,为什么换成北大校长,就不被理解了呢?还有人说,周其凤应该预期到此举会引起争议,跪拜本就是情之所至,而非周密计划,哪里能想到那么多?
评论需要冷静的思考,但拒绝不近人情,拒绝冷血。跪在母亲面前的,其实不是一个北大校长,而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一个常年在外工作思念母亲的游子。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但剥去这些社会化的符号后,我们都是人,都有父母,也都将为人父母。面对这样的尽孝,为什么不能将心比心,用善心去感受,而非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和质疑?当那毫无原则的、盲目的怀疑病和仇权病在这样的场景中爆发时,能看到它的丧失人性。
是的,我不会在公众场合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但我理解一个公众人物,他的行为会被媒体和公众围观,他的隐私会被窥探——虽然很多时候他们并不喜欢被围观,但作为公众人物无可选择;我也理解,当一个人面对日益老去的母亲而自己却不能在身边尽孝之时,愧疚中会情不自禁。我感到对周其凤很不公平的是,很多媒体一边围观他的跪拜,围观他情不自禁的痛哭流涕,窥探他的家事私事,一边批评他在媒体前作秀表演——伤害了周其凤,还一笑而过;消费了周其凤,还骂他是表演。公正的旁观者,无法容忍这样的无良逻辑大行其道。
作秀,是很多批评家动辄挂在嘴边的词。我很讨厌作秀,但我更讨厌动不动就批评别人是作秀。因为作秀是一个莫须有的指控。所谓莫须有,就是好像有,也好像没有,说你是就是,说你不是就不是,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说一个人作秀,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这纯粹是一盆污水,指控者不需要去证实,被指控者无法自证自己不是在作秀。所以,很多时候,“作秀”这盆莫须有的污水泼出去后,当事人就被污名化了。公正的舆论,不应该动辄以这种“莫须有罪名”的大棒为武器,让公众批评变得弱智化、简单化和标签化。
在这件事上,作秀的指责是一句十足的话语暴力,它撕碎人心,解构和恶搞了这个场景中应被弘扬的孝道。我知道,有些人之所以不待见北大校长周其凤的跪拜,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不喜欢他曾经的言论(其“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言论曾引起争议,不过媒体后来已澄清那属于断章取义),不喜欢他的某些行为(在某个场合中的“笑”,已被媒体过度解读并妖魔化了),还因为“北大”的身份常与体制联系在一起,在很多人心中,北大是体制的受益者,是体制的一部分,人们常将对体制和权贵的恨与北大联系起来,北大及其校长常常被“恨屋及乌”。也许,有些人可以不喜欢北大,可以反感周其凤,但不应该恶评一个在慈母面前跪下的游子。
收回那些恶评,收回那种阴暗的思维吧,在那自恃正义的话语暴力下,人情和人心被击得粉碎。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