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尿毒症妻子，廖丹私刻医院收费章，蒙混过关，四年间涉嫌骗取医院17万余元。这对夫妻的故事牵动了无数人，在网络上被称为“北京爱情故事”，甚至被流传成微小说。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廖丹感动、揪心、解困。（7月14日《京华时报》）
在人们的习惯认知中，对诈骗犯的憎恨，在某种程度上甚于盗窃犯。因为，这种非法占有行为，是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的，是在一派平静甚至“愉快”的气氛下进行的。这让受害者在财产受到损失的同时，蒙受被欺骗的精神伤害。所以对诈骗犯就愈加憎恨。但廖丹诈骗案不但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甚至“赞扬”，而且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资助，希望他能通过退赃“脱罪”。
廖丹诈骗案涉案金额17万余元。“13日下午，在医院给妻子做透析时，廖丹收到爱心人士送来的3.5万元现金后，即转手拿到法院退赃。随后，曾向小伊伊捐款200万的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给廖丹转账17万，希望他尽快退赃，并能在量刑上有所帮助。”不难看出，人们不希望廖丹因诈骗坐牢，在最大程度上帮他减轻处罚。
虽说“法律无情人有情”，但在普遍意义上只是一种“酌情”的兼顾。而在人们对廖丹诈骗案的普遍反响中，是夹杂着复杂的情绪的。首先，制度缺陷形成的现实困境，是人们对廖丹诈骗案给予同情和体谅的基础；其次，在如此逆境下，对身患重疾的妻子不离不弃，这种忠贞不渝的动人事迹，被称为“北京爱情故事”。于是，严肃的法律和朴素的人情发生了碰撞。
话说这是一次情与法的碰撞，但按照现行的法律，廖丹诈骗案是不难定夺的。退赃能获得多少从宽处理的尺度，法律自有依据。笔者想说的是，对于引起了社会关注，并得到了社会普遍同情和支持，甚至还引发赞美的廖丹诈骗案，能不能得到法外开恩？这倒不仅是因为一旦廖丹入狱，他的妻子危在旦夕，而是廖丹诈骗案揭示的社会问题，以及这种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大致可以纳入廖丹的犯罪因素；再则，被人们称为“北京爱情故事”的廖丹的生活态度，也可视作一个道德意识日趋式微的社会中的积极因素。鉴此，法律能否“人性化”一次？
若对廖丹从轻处罚，也是对社会情绪的安抚。人们同情廖丹，可能是对“下岗工人”、“低保”这些扎眼的字眼的敏感，其中有同情者，也不乏感同身受者；又因为廖丹的妻子身患尿毒症，这种大病，不仅是一个拿“低保”的下岗工人无法逾越的难关，也是在当前医疗体制下，所有老百姓的痛。所以，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也“被这种大爱、执着、不惜以身试法的爱感动”，并“给廖丹转账17万，希望他尽快退赃，并能在量刑上有所帮助”。这就是一个诈骗犯能获得公众同情和支持的社会基础。
廖丹诈骗案同时也是通过一个具体案例对制度的拷问。这就意味着有待于制度的完善才可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因为，对这起诈骗案，不管是何种结局，都不具备可复制性。在这起诈骗案的“情有可原”里，只有制度改善了当前医疗制度的实情，这种无奈下的以身试法才得以避免。这可能已经超出了本案的范围，有涉构建和谐社会基础的议题了。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