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严重超编引起广泛关注。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该局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40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超编一倍左右。武穴市教育局局长王卫平说：50岁的人退二线，的确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7月9日《京华时报》）
这些年，豪华编制的问题，已经弄得不少地方政府在将机构设置上网的过程中很是为难：不上全了，领导不高兴；直接全上了，群众又有了话柄。这种趋势不仅在纯粹的官场演绎成流弊之一，在深度官僚化的高校，也时有闹剧发生。譬如有网友眼尖，发现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校领导机构设置中存在11位校长助理，5位副校长，由此质疑北大官僚化趋势愈发严重。但这些，无论是对于研究深度行政化的中国教育，还是考察机构冗杂的编制旧疾，不过是窥斑见豹的一点一面。更重要的问题是：明知未必合理的设置，是怎样在一步步具体改革的进程中“合理化”起来的？
武穴市教育局局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分析样本：“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说真的，我不认为这是托词，也不认为这是反语，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基层权力者对改革成本的一种习惯性偏见与误读。在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的时候，在“软柿子”捏完只剩下“硬骨头”的今天，对“改革成本”的正确共识与顺势而为的顶层设计同等重要。或者说，如果没有对“改革成本”的廓清，改革的路径与执行都容易在某种利益怪圈下直接“跑偏”。是时候了，我们需要心平气和谈谈“改革成本”——
是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要垫付巨大的社会成本、是不是所有的所谓“阵痛”都是改革绕不开的门槛？现在的情况是，大凡只要提到改革，就必有人为“成本”与“阵痛”打预防针，但问题是，好的改革与坏的改革都会有个成本问题，也都可能历经阵痛，所不同的，恰恰是为我们忽略的部分——改革收益。学者胡鞍钢先生早在《我们需要对改革进行反思》中提出“改革成本论”，提醒我们真正的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不计代价去改革，而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个体利益诉求上的集体进步。如果绕开收益谈成本，所有失败的改革都可以因为“阵痛”而被美化。比如武穴市教育局的改革：人员流动固然是改革，但财政为此担负双倍负担，这样的成本有多大意义？这种改革的“收益”就是直接增加了吃空饷的人数，至于培养年轻人云云，不过是伪改革的衍生品。
是不是所有必要的改革成本都要由部分人承担、应不应防止善意的改革也会出现成本转嫁的可能？改革总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按照公平原则，长远来看，当有补偿机制平衡这种暂时性、必要性的损失。从当年的国企改革到金融机构改革，从医疗卫生改革到教育产业化实验，各种声音争鸣不断，各派立场都有道理。譬如市场化，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最需要走向市场的资源能源产业，迟滞拖沓，最需要公共保障兜底的教科卫等，却一直在市场潮头冒险——失败了，再赎买，成功了，却未必想得起当初的“被实验者”。郎咸平先生对成功人士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的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话虽粗糙而悲怆，理却直白而清爽。
是不是所有的改革成本都要被道路以目、以牺牲话语权的形式满足形式上大局的利好？譬如武穴市教育局的这种改革，超编近乎一倍，谁定的政策、经过怎样的博弈、财政如何“近水楼台不知月”？……这些问题，都指向其内部改革的透明性与公正性。改革总是要成本的，而成本应该是最接近“零”的——这种“接近法”，类似于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里“降低交易成本”，即“保证交易各方交易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成本，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从这个层面而言，任何撒油漆、放毒蛇等黑化的所谓变革，拆迁也好、征用也罢，都与合法有序的改革成本相去甚远，或者说，不过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罢了。
平心静气讨论改革成本不是坏事情，何况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业已成为高层的共识。在这个时候，看看哪些是伪成本、哪些成本是寻租的幌子、哪些成本是回避矛盾的万金油，有助于我们对改革去伪存真，有助于让真改革获得最广泛的民意认可与支持。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