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编已成中国机构改革中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命题。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40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武穴市教育局局长王卫平说：50岁的人退二线，的确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7月9日《京华时报》）
“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我不认为这是托词或反语，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基层权力者对改革成本的一种习惯性偏见与误读。在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只剩下“硬骨头”的今天，如果没有对改革成本的廓清，改革的路径与执行都容易在某种利益怪圈下直接“跑偏”。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要垫付巨大的社会成本、所有的所谓“阵痛”都是改革绕不开的门槛？好的改革与坏的改革都会有个成本问题，也都可能历经阵痛，但我们不应忽略改革收益。如果绕开收益谈成本，所有失败的改革都可以因为“阵痛”而被美化。比如武穴市教育局的改革：人员流动固然是改革，但财政为此担负双倍负担，这样的成本有多大意义？这种改革的“收益”就是直接增加了吃空饷的人数，至于培养年轻人云云，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是不是所有必要的改革成本都要由部分人承担、应不应防止善意的改革也会出现成本转嫁的可能？譬如市场化，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最需要走向市场的资源能源产业，迟滞拖沓，最需要公共保障兜底的教科卫等，却一直在市场潮头冒险。
其三，改革成本能不能以牺牲话语权的形式满足形式上大局的利好？譬如武穴市教育局的这种改革，超编近乎一倍，谁定的政策、经过怎样的博弈、财政如何“近水楼台不知月”……这些问题，都指向其内部改革的透明性与公正性。改革总是要成本的，而成本不应成为牟取部门私利的无边界的借口。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