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近日表示，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同时要注意保护农民利益，防止出现把改革成本向农民转嫁的倾向。杜鹰表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不是简单的一张纸，而是两种不同的福利体制，之间存在巨大的福利差。（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改革成本向农民转移，源于农民在改革中话语权贫弱。所谓话语权，是指一定的主体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所具备的对社会行动及其决策规则进行言语规范的权利。可是，大多数人都存有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再加上农民普遍缺乏维权意识，或者法律制度不完善、反馈渠道不畅等原因，使得话语权普遍缺失。
近年来，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失地农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失地农民的出现并非而然，有其内在原因——即话语权的严重缺失。一方面，政府征地权限过大，另一方面，农民财产性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再加上维权意识不强或渠道不畅，正是话语权的缺失造成失地农民越来越多。
事实上，改革成本向农民转移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教育，近日，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两会”上就表示，由于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这并非危言耸听，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话语权缺失所致。
试想，如果农民能够对政府征地说不，政府不敢不尊重农民的合法权利，又怎会让越来越多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农民能够对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说不，政府又不得不在听到抗议后作出调整、补偿，何以会出现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如此不均衡？
当前，我们正进入一个向深水区改革的阶段，防止出现把改革成本向农民转嫁的倾向显得尤为重要。一者，可以避免再度陷入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恶性循环，从而错过改革良机；二者，三十多年里，城乡差距日渐扩大，改革的目的就是缩小差距，若不能避免改革成本向农民转移，改革便难言成功。
但究竟如何避免改革成本向农民转移？显然，增强农民话语权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点。我们首先要完善制度设计，将维护和尊重农民权利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对损害农民利益、转移改革成本的行为要有严厉的法律惩罚，其次，就是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