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华个别外籍人员的不文明行为曝光后，引起社会公愤，有法律界专家指出“惯坏”这些外国人的原因，是中国过去确实存在外籍人员享受超国民待遇的问题。现在，随着社会法制的健全和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加强，外籍人员超国民待遇问题将可能解决，例如最近在列车上发生不文明行为的北京交响乐团俄籍提琴手，就已被乐团除名，这说明中国人自信了，腰杆也硬起来了。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籍的、或加入外籍又依旧在中国从业、生活的华裔名人，也不应享受超国民待遇。
引发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最近媒体曝出的前国际跳水冠军田亮赴港生二胎问题。据2012年4月19日《新闻晨报》A16版披露：田亮与妻子叶一茜已于2008年5月生一女儿，今年年初，这对夫妻又赴香港生下一子，按我国现行规定，并未移民香港的田亮属于超生，且其夫妇双方本身都不是独生子女。但是，陕西省体育局却认为其儿子是在香港出生，所以不算超生，这明显地是在为田亮打掩护、给予超国民待遇，因为田亮并未移民香港，他们赴港产子本身又属非法行为，故田亮的超生不但应明确地认定，而且还应该按现行计生规定处理。现在，陕西省人口计生委已介入调查，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将拭目以待。
田亮是名人，照例，他应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以不辜负公众的期望。但是，田亮却滥用了自己的名人效应，带头破坏计生政策，在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对田亮的超生，希望陕西省有关方面像对待普通市民、农民一样按政策进行处理，不要为名人掩过。
一个社会若管不住名人，文明秩序就会被打破，会给法制环境及公众带来不安定感。我认为北京警方对高晓松醉驾事件就处理得比较好，若名人醉驾不及时处理，其他名人就会仿效，不仅交通法规会被撕开一个口子，而且公众的行路交通安全就失去保障。名人还拥有大批所谓的“粉丝”，他们社会影响大，一张口、一投足都会在“粉丝”中引发示范效应，假如以模范行为正面引导，则社会文明道德建设就会前进一大步；若其行为是违背公共道德、甚至触犯政策法律而又不受处理，则其对社会文明及法制建设的破坏也将很大，其连锁反应的负面作用不应低估。我认为田亮赴港超生这件事，应按国家有关计生政策及法规一视同仁处理，否则，其他名人、乃至富人、甚至他们的“粉丝”也都会仿效。若一个社会管不住名人，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乱套，或者会产生不稳定苗子。
现在有极少数名人，尤其是娱乐界名人，其名声确实不怎么好，带头违纪违法者有之，公共场所曝粗口者有之，为不法企业做广告欺骗消费者有之，总之，管住名人，让所有名人自律自尊成为社会榜样，看来还有点难。其原因，一是有些名人本身没素质没文化，四肢发达，头脑随心所欲；二是被公众（媒体及“粉丝”）惯坏；三是社会法制还存在差别执法。那么，怎么来管住某些名人的不文明甚至违法违纪行为？我认为不妨依靠社会力量多管齐下，从三个方面管住名人：
首先是加强对名人的舆论监督，及时将名人的不文明或违法行为曝光，借助舆论正气力量进行批评谴责，推动有关部门及时处置。像这次对一英国人违法行为和对一俄罗斯人的不文明行为，经网络和传统媒体曝光后，就获得了及时处置，可以预料，今后外国来华人员再安享超国民待遇就难了；而高晓松醉驾被处理后，宣告了移民国外的华裔人士在国内“享受”醉驾的超国民待遇也没了。
第二，应由行业加强对名人的约束。每个名人的所在行业，都是有一定行规的，假如以职业道德的约束来规范名人的行为，就可以管住名人。例如：对做虚假广告宣传、推销有害产品的娱乐界名人，可以禁止其再做广告，并停止其一定时间的演艺活动；对有严重抄袭剽窃行为或混假文凭的“专家”、“学者”，应撤销其学位、技术职称及停止其担任的一切职务；凡因违法受到刑事处理的名人，应逐出其从事的职业，等等。现在有的名人在社会上遭非议，但在所在行业很香，甚至发生前脚出拘留所大门、后脚直接登上评委席的怪事。由于有的娱乐媒体更是一味逐臭，这就更助长了所在行业包容名人丑事。所以，各个行业用行规来约束名人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是实行法制的公平。现在大环境是好的，讲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在实际操作中，还不那么理想，有关部门慑于“名人效应”考量，怕得罪“粉丝”，怕得罪“逐臭媒体”，或出于政绩考量、“国际影响”考量等，对社会名人总是放一马，这说明，实现社会法制的公平，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随着高晓松事件的正确处理，现在已大有好转。确实，一个社会的法制若管不住名人，便最终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所以，不仅不能让外国来华人员享受超国民待遇，对我们社会中的名人、对已移民入外籍但依旧在国内赚钱、生活的华裔名人，也不能让他们享受超国民待遇。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