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预示着货币政策又朝着宽松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于是，何时降息，便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
显然，降息是一个比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更难操作、更受制于外部因素，但也更能说明政策宽松与否的手段。把握不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是相反的作用。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否启动降息政策，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楼市调控，无疑是降息政策能否出台的最直观因素。众所周知，楼市调控三年来，虽然政策一个接着一个，措施一项接着一项，但是，至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达到预期效果。期间，虽然货币政策没有针对楼市单行动，但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管理层在房地产贷款方面的要求从严，也间接或直接地支持和帮助了楼市调控。可以这样说，没有货币政策的支撑，楼市调控还达不到目前的效果。
问题在于，目前的楼市，虽然房价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从总体上讲，仍处于利益博弈阶段，开发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房价的抵抗。特别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开发商，基本上都在玩“假摔“，也就是象征性地迎合政策的调控，利用促销手段以及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房屋实施降价，更多的商品房仍然维持原定的价格不动。这也是为什么管理层始终坚持认为房价没有回归到理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房价回归理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讫今为止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概念来形容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理性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现行的房价水平绝对不是理性的。
于是，调控就必须坚持。而要坚持调控，降息政策就很难出台。不然，就等于是给开发商松绑，让开发商重升死杠房价的信心。所以，楼市调控会不会松动，何时能够松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货币政策的调整，特别是降息政策的出台。如果房价能够回归理性了，能够被管理层接受了，降息政策就有可能出台。至少，具备了出台的一定条件。
与降息政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本跨境波动的情况。如果资本流入情况严重，就必须尽快采取降息政策，控制流速。反之，则要稳定利息政策，甚至加息，以控制资本外流。而从4月份的资本跨境流动情况来看，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4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255888.21亿元，较3月减少605.71亿元，这是今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也就是说，资本出现了外流现象。虽然外流的原因与经济增速放缓、贸易顺差额下降、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有关。但是，从政策层面来说，却不能不引起重视。央行所以在市场并不缺流动性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降息，很大程度上，也与资本的外流有关。
接下来，央行会不会选择降息政策，也不能不看资本跨境变动的“脸色”。如果资本外流的现象继续维持，甚至更为严重，降息政策就不可能出台。而会继续采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决定降息政策是否能够出台的再一个因素，就是信贷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眼下，虽然信贷资金的规模很大，市场的流动性也比较充足。但是，融资成本过高的矛盾也很突出。特别是中小实体企业，在原本利润空间就很小，甚至大多在盈亏边缘徘徊的情况下，能够承受目前融资成本的企业，已经屈指可数。
但是，从政策层面来说，这又似乎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因为，在目前的信贷资金构成中，政府融资平台和开发企业所占的份额很高，加上大型企业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中小企业在信贷资金中的比重是很低的。其中，大型企业在获得信贷资金支持时，融资成本要比中小企业低得多，部分企业的贷款利息甚至低于基准利率。更重要的，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使用的还是社会资本，与货币政策的调整与否毫无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降息等于是给政府融资平台和开发企业、大型企业“减负”，而中小企业则仍可能维持现有的融资负担。
所以，能否出台降息政策，与信贷结构的调整也关系密切。如果信贷结构的调整能够向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让实体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降息对于减轻实体企业负担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那么，管理层将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改善目前的信贷结构呢？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何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呢？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取不对称降息政策，亦即存款利率不变，对政府融资平台、开发企业的贷款利率不变，而对实体企业的贷款降息。但在操作上难度很大，银行愿意这样做吗？管理层有这样的魄力吗？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