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进入了发展型新阶段，全社会公共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这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对此，我有四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突出矛盾。我的概括是，全社会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日益突出。具体反映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公共需求，日益成为老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基本内涵。最近几年我们在各地调研的情况也表明，因病和因教致贫与返贫，在一些地区还仍然存在；解决好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从我国发展型新阶段的特定背景出发，公共产品的短缺不仅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而且也是新阶段社会矛盾、社会风险的聚焦点。
同时，公共产品短缺已经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导火索。从我国的情况看，公共产品短缺涉及到多数人的自身发展需求，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同一般的群体事件相比，与公共产品短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社会矛盾量大面广，而且伴随着社会对政府的某些不信任与抵触情绪，很容易成为新阶段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导引，如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成为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新的导火索。
第二个判断是利益表达与利益诉求成为新阶段全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总体上看，我们对此问题，应该说还缺少客观的、清醒的估计。我认为，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利益主体分化是一个大趋势。尤其是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个趋势仍在逐步加大。我把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概括为“1+3”：“1”是利益关系失衡，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矛盾与挑战。在这样一个特定背景下，“3”个失衡不可避免：一是投资消费失衡；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三是权力运行和权力约束的失衡。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分化，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开始成为全社会重要的公共需求，协调好利益关系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
前不久在调研当中，十分高兴看到顺德在这方面已经率先探索，积极试点，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公共需求。比如，在华口社区行政服务中心看到，从现在处理的矛盾看，户籍人口问题主要是土地引发的纠纷问题，包括宅基地的问题；非户籍常住人口主要是劳资纠纷。华口社区去年一年就处理了330余件。顺德在这方面的实践探索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三个判断是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应成为社会管理创新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的群体事件增加，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应当看到，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需求不断增长，老百姓需要有“出气口”，社会需要有“减压阀”，以合理、有序地引导社会利益的表达行为。因此，适应利益表达这种公共需求增长的趋势，我认为十分有必要把“减压阀”，也就是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作为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
我国处在一个多元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多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不断增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最大的课题在于要“化大于小”。局部的小乱难以避免，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社会管理重在将大乱化解于小乱之中，把全局性的问题化解在局部之中，这就需要有协商对话。例如，健全信息公开、听证、检举等公共参与制度，建立社会与政府在公共领域沟通的有效渠道；提高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使反映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类社会组织，能够通过一些有效的途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保证其话语权和参与权。顺德成立的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吸纳政府、企业、居民代表进来，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公共事务，应当说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值得总结和推广。
而构建社会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关键在于政府放权。政府要成为公正有效的矛盾协调者，就应当放权给市场和社会。我认为有4个基本原则：第一，凡是属于企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企业，由此需要加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第二，凡是属于行业的事情应该交给行业，由此需要大力发展行业组织；第三，凡是社会可以解决的事情逐步交给社会，这就需要积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第四，社区是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平台，要高度重视社区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中的重要平台作用。
第四个判断是干好社会管理创新，就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有组织的理性表达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组织就可以协商，就可以谈判。因此，规范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有效得多。所以社会协同、公共参与重在实现有组织的协商对话，防止无组织的对抗。当然，更深层次还取决于制度法律的安排。那么，如何发展民间组织？我认为有三件事很重要：第一，现有的群众组织需要尽快转型。要以公益性、独立性、专业性为重点，推进传统的、行政化色彩还比较浓的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代表各自群体的具体利益；第二，给新的民间组织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现实情况看，社会组织发展有丰富的土壤，有很大的社会需求，关键在于加快放权、加大支持。第三，要尽快打造一支具有现代服务理念、愿意投身社工事业的新型专业人才队伍。
广东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候，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党和政府的一件重要任务。目前，社会力量、社会发展正处于形成制度化安排的关键时期，希望广东能对全国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更多的有益经验。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