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强社会管理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一种共识的前提下，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什么？加强社会管理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怎样加强社会管理？
跨越现代化之“坎”
以“资本”为灵魂的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遇到了难以跨越的以解决大多数人富裕问题为核心的现代化之“坎”。当“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代化推进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生活、生存与发展，不能满足大多数人对富裕的期待与需求问题时，矛盾、冲突与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
我把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作为认识加强社会管理的新视野，客观上在于后全球化时代凸显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需求，同时得益于奥地利学者布列斯基(MichaelBreisky)的启发。
布列斯基是前奥地利驻美国大使。2010年10月，布列斯基给我寄了他的新著《迎接后全球化时代》。在书中，他从2008年金融风暴对奥地利经济的影响谈起，提出了对“后全球化”的基本看法。我认为，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有三：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解体；二是“社会现代化”成为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难题；三是由于人类生存的资源与空间(自然与社会空间)的约束，而引导人类走出地球，开展太空探索的竞争。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那么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风波进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趋势正在扭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球贸易、资本流动与移民数量都在减少，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峻；二、全球领导力与国家间的协调性也在下降：七国集团(发达工业化国家集团)与二十国集团(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组成的集团)无力对这场危机做出有效回应，所能做的只是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美国独超地位下降，金融秩序由单边支配向多边作用过渡，世界模式多样化进程加速推进，西方特别是美国政界盛行的“历史终结论”，并未终结历史，他们欲以其政经模式治理天下的意图也如南柯一梦，在现实中碰壁受挫，不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曾自愿或被迫实行西方政经模式，结果陷入社会和政治动荡。传统西方模式所遭遇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均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解体。
如果说，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其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伦理还对资本的贪婪有规范、约束作用，那么，随着美国华尔街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市场上演的一幕幕“圈钱”闹剧，“金融资本”对美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更贪婪、更巧妙、更不受约束。这也彻底暴露了以“资本”为灵魂的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遇到了难以跨越的以“社会”为核心(即要解决大多数人的富裕问题)的现代化之“坎”，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失效。
不同于以工业化、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在21世纪，社会现代化出现了三个明显特征：一是社会现代化将现代化的重心由经济、技术、知识转向社会发展；二是社会现代化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革命，伴随着“后全球化”的到来，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在“后全球化时代”，全球都市公民都更关注、更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三是社会现代化本质上标志着全社会公民对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期望提高。
当“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代化推进，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生活、生存与发展，不能满足大多数人对富裕的期待与需求问题时，矛盾、冲突与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例如， 2011年8月英国的暴动，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而只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捣乱抢掠，故英首相卡梅伦称之为“破碎社会”和“道德崩溃”的表现，并主张以严刑峻法来加以镇压。实际上，出现“破碎”及“崩溃”的原因，是英国的失业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以至当9月美国千名示威者占领华尔街的游行开始之后，又影响了英国， 10月15日众多民众又发起“占领伦敦证交所”活动。
这些抗议示威，我认为本质上是因社会的分配不公、社会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引起的，而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代化要解决的恰恰就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形成能保证社会大多数人公平公正的享有权益、权利和获取合理利益的体制和机制。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解决了“财富增长”问题，但它根本无法破解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世界性难题”。所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迈克·费罗曼教授(MichaelPerelman)、生态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都将希望寄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上。
“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现代化，既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又要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所经历的社会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共时性矛盾。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使当今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此，我们的社会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重建社会公平的现实，通过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引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协调，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实现社会有序和谐
加强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在于不断完善转型社会的秩序构建，只有当“社会秩序”的理念与要求转化为一种制度与规则，尤其是内化为公民的一种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时，整个社会的运行才是健康有序的。
什么是社会管理？如何加强社会管理？谁来管理？学界有不少论述。但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或者说目标取向是什么，则缺乏分析研究。我认为，后全球化时代社会管理的系统目标是：共识、秩序和规则。该系统目标也是一个三维的坐标，既有不同的取向，又互联、互补，在整体上、在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着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管理首先需要一个“软环境”，即构建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体系。所谓社会共识是指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反映了该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追求，也是维持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支柱。社会共识的内容表现在理想信念、伦理规范、价值评价、情感体验、理论观点等各个方面。转型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有赖于三个要素：一是靠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二是靠政治设施和法律制度的强力，三是靠社会各阶级在思想意识中达成的妥协，即社会共识。这三种因素分别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精神因素。前两种因素可以借助强制手段以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固定下来，而精神因素却只能由语言、符号为媒介，经过交往、沟通、传播等途径形成，它是维持社会稳定诸因素中最复杂、最易变动、最难控制的因素。正是基于此因，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明君贤臣都把民心看作稳定天下的第一要义。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指赢得社会共识才能取得或保住江山。欧洲近代许多思想家也都一再强调“社会契约”、“公意”等理论观点，其实说的也是社会共识问题。
西方社会主要通过宗教来凝聚社会共识，而中国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凝聚社会共识。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我们认为，加强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在于不断完善转型社会的秩序构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完善社会管理，维系社会安定团结。很显然，“维系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核心内涵。
所谓社会秩序，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它表示在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的社会组织制度、结构体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有规律性、均衡性、连续性。西方学者对社会秩序的论述，从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到亚当·斯密关注的人类理性选择的自发倾向的秩序论，从哈耶克的自发的秩序和人造的秩序到吉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再到福柯、布迪厄对空间秩序的强调,为我们研究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
在中国语境中，很多中国学者试图从儒家文化的社会建构、家族主义、中国人的天命观等传统文化资源，来解释中国社会稳定是如何可能的、中国社会的秩序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解释思路通过对人情、面子、日常权威、关系等重要概念的重新诠释和概念框架的重新建立，来解释中国社会秩序是如何运作的。
社会秩序是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在维系社会或共同体内部关系正常化的层面，秩序的价值表现为让权力结构能够维持现有状态，并正常运行。在这一层意义上，秩序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对权力控制的认同与接受。无论是被迫的还是出于自愿，社会控制体系最有效的控制机制之一，是社会中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共享的价值观。当这一价值观内化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观念，构成了社会成员行动的目标、标准甚至习惯时，它就具有了行为导向和规范的作用；也只有当人们的交往倾向于接受这些规范支配时，社会才是有序的。
转型社会社会秩序的构建是一个过程，只有当“社会秩序”的理念与要求转化为一种制度与规则，尤其是内化为公民的一种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时，整个社会的运行才是健康有序的。而当社会秩序内化为公民的行为与内在素质时，其所产生的效益将远远超过任何文明创建与社会管理投资所产生的效益。
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管理必须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所谓规则，就是制定出来供大家遵守的制度或行为准则。规则意识即是遵守这些制度或章程的良好态度和习惯。规则无处不在，一定的规则能保证人们更好地生活。例如，人们要遵守交通规则、经商规则、竞赛规则，就连做游戏也要遵守游戏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实规则不仅是制度和章程，更是权利、责任和义务。每个人在用规则约束自己行为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和安全。规则是享受权利的保证。不完善的规则带来的是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有了规则不很好地遵守，就会破坏已有的规则，使已有的规则没有权威性，使规则形同虚设。人人都不遵守规则，不仅建立不起新的良好的秩序，就是社会原有的秩序都会被破坏，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在一种无序状态中运行。
当前，我国正在由经济增长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并重发展的模式，并将最终转向社会或者说社会现代化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为了适应这一转向，合理的社会管理创新，既不可能恢复改革开放以前那种政府对社会实行全面掌控和行政支配、“国家包办社会”的方式，也不应该继续放大近20多年来某些重要社会领域由市场左右、“把社会扔给市场”的方式。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总的趋势上应该要建立以社会规则为特征的社会管理，通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法律法规、政府政策与行动、资金以及税收与福利分配等手段和途径，监管和规范各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组织与规章、风俗习惯等，从而影响个人、集体与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解决社会分化等所导致的过度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重建社会诚信体系
一方面要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化解社会公信力危机，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以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为抓手，提升社会管理品质，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建设。
后全球化时代，要实现上述社会管理系统目标构建，不仅要从社区、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安全等层面加强建设，形成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善治”新格局，更应抓住影响“共识”、“秩序”、“规则”三维坐标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如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社会诚信危机等，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进而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共识、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这也是“十二五”乃至今后10到20年，中国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当前，我们一方面要重建社会诚信体系，化解社会公信力危机，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以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为抓手，提升社会管理品质，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建设。
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任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一些城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可以说，这场信任危机已由10年之前的“诚信”危机，演变成如今的社会“公信力”危机。一个丧失公信力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社会，政府将没有号召力，社会将缺乏凝聚力，老百姓将陷于互相猜忌。所以温家宝总理强调：现在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天天向前迈进一步。
10年前，面对诚信资源匮乏的现状，我提出，全民行动起来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层面上，“从上做起”要比“从我做起”更为重要，是社会诚信与道德重建的现实开端。今天，这一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当前，针对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尤其需要以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为抓手，提升社会管理品质。
企业是社会的核心基础，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远的。企业的诚信、企业的道德、企业的责任如何，对社会诚信乃至社会管理体系建设具有根本的影响。所以，加强社会管理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抓手，在提升社会管理品质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建设。
2008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在市场运作中采取谨慎、稳妥、负责任的态度，充分顾及整个经济平稳运行”。同年夏季，在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寄语企业家，“要有道德。我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生产经营和道德的结合才能使一个企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至此，在中国，企业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已经从学术层面的讨论，走到了社会关注的前台。
那么，如何引导更多的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放心产品，让消费者利益得到保护？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便是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报告制度建设，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以把握不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同特点、不同水平，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培育更多的“道德企业”，在让企业更好更多地赢利的同时，能从源头上关注民生，让老百姓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社会公众切实得到好处，进而促进社会文明风尚的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