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球经济将延续债务危机冲击、宏观再平衡与结构改革的基调。发达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增长举步维艰，全球市场的深度调整在所难免，抑制债务规模、稳定金融和扩大就业仍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新兴市场国家则被迫进入自我再平衡。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和消费物价的双膨胀态势已得到遏制，经济增长的动力仍以投资拉动为主，但动力不足，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
展望2012年，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长会保持在较高的8.4%左右，CPI下调至3.6%左右。宏观政策重点将放在扩大居民消费、稳定实体生产和控制货币金融风险上，应密切关注随时可能出现的国际形势恶化。货币政策结束紧缩、回归中性以保持宏观调控的弹性空间，财税体制等综合改革需要继续推进，通过提高民间收入比重、为企业减负、优化制度结构和生活环境，激励消费扩张、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并购整合、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稳定发展。
经济增速的自主回调与结构再平衡
经历了过去60年建设、30年改革和近十年国际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持续扩张，经济规模跃升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成为世界制造贸易大国和准现代化国度。但同时，经济风险和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累积。这些矛盾，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全面赶超”过程中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自然约束之间的冲突，是国计与民生之间的冲突，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从经济发展自身来看，则存在着生产与资源、外需与内需、投资与消费、实体与金融、就业与创新、增长与分享等多重结构性失衡。当前的问题不是速度而是持续的发展动力，需要减速增效、加紧改革。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自主的结构转变，促使中国经济增长加速进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时代。“十二五”规划将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定为7%，有了一定的减速准备，也为结构再平衡和加大改革预留了缓冲空间。2011年中国经济依然高速增长，但逐季度递减。“十二五”开局之年在节能减排、转变动力机制上仍然进展不够，但在体制改革如税收、财政改革上开始走出了坚实的步伐。对中国而言，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以及正在发生的劳动力供给转变和成本上升、分配结构调整、服务业发展、节能减排等过程，这轮宏观再平衡要比以往更为深刻，一定会持续多年，这会在短期内直接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约1-2个百分点。
近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仍主要是投资，特别是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巨大的国际金融动荡中，中国能例外地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投资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随着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超过50%，城市化进程增速开始减缓，特别是近十年来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速度（2001年-2011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和规划面积比城市人口年均增长高50%-100%），未来向土地投资仍有潜力，但增速下滑。在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铁路和国企的高债务率都不得不面临去杠杆化压力，这会大幅缩减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投资能力，同时许多城市对汽车和住房的双重“限购”也抑制了居民的个人投资，虽然电力、水利、机场、道路和通信等大批在建、续建工程仍将保证，2011年约800万套未完工、2012年还将新增7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对投资下滑也有一定缓冲作用，但政策主动调整所带来的投资乏力仍是2012年经济的主要压力所在。消费则大致保持稳定且潜力巨大，但若经济不景气拉长，消费也可能会受累下滑，刺激消费会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
中国已是全面开放的大国经济，除了单纯贸易盈余的影响，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外资流动、金融市场恐慌和贸易摩擦等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国际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外需冲击也不可低估。2012年国际债务危机压力重重，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推延，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在2012年再次成为负值。如果出现欧美经济再次探底，则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坏的情景为7.2%。中国近年已通过汇率改革、加工贸易转型、引导FDI流向和加大进口等举措来实现外部再平衡，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近10%已下降到2011年的约2%，成效明显。但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构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这将是充满摩擦的调整期。预期在“十二五”甚至未来十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将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为负值。
因此，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预期已经形成。减速预期的背后，既有短期的债务危机冲击、需求冲击和去泡沫化等因素，更有中长期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因素，因此伴随着自主改革、主动减速所带来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中国经济仍将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中长期前景仍然看好。
物价和资产价格变动趋势
“十一五”期间的经济高增长，是以通胀预期不断上升为代价的。货币扩张与实体经济部门的不平衡发展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在资产部门吸收大量货币从而引发资产价格高涨、财富倍增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也许还不那么明显，但在资产泡沫逐步挤出、资产部门开始收缩之后，原先滞后的通胀压力会出现集中释放，2010年底以来的物价上涨便存在这种机理。同时，这一轮的物价上涨压力还与农产品供给波动、全社会成本上升有关。随着资源价格、公用事业部门改革，早期的一些价格抑制因素也将逐步得到释放。因此，“十一五”以来的货币扩张、成本推动和资源、公用品等价格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仍会在2012年甚至在中长期内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我国经济的总杠杆率已经很高，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一方面，M2/GDP长期畸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在货币紧缩政策下，2011年该比例有所下降，但年末仍高达180%。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和央企等由于融资便利，此前均自觉不自觉地提高了其金融杠杆率。2011年七月份的城投债违约触发债券市场暴跌，债券融资出现很大困难，民间影子银行利率水平随之飙升；股票市场大幅下跌；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在境内和境外美元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已上升到15%；一些投资者已通过购买主权信用违约掉期或人民币看跌期权来对抗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此现象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已在积累并开始显现。
房价下跌会带来经济下行风险，但房价高涨所激发的民怨鼎沸更是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房地产部门的“去泡沫化”尽管痛苦，但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通过紧控“地根”与“银根”，地方经济的扩张冲动与市场投机行为都得到了明显扼制，结合“绿色约束”，无效投资与低效投资将减少，因此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尽管会引发经济下滑，但必将提升经济效率。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后果也会有所不同：中国的中央财政依然比较稳健，外汇储备数额巨大，银行体系以国有控股为主，在房地产热潮中各商业银行的放贷额度比较严格地控制在不动产的50%-70%（中国的银行也不像美国银行业那样参与大量的衍生品交易），在本轮宏观调控启动、资产泡沫消减过程中，又及时增加了银行拨备，因此中国的银行体系至少可以承受30%-50%的房地产价格下滑。而且由于二三线城市占有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份额，这些城市的真实需求支撑较强，因此大面积的债务危机与金融风险不可能出现。
2012年，资产部门的总体收缩还将持续，在间接融资紧约束不会有太大放松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仍存在较大发展要求。一个潜在的逆向信号是，2011年尽管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均大幅下挫，但中国再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首次公开发行(IPO)筹资总额最高的国家，突显出全球金融活动中心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历史经验表明，资产价格下跌和经济减速期可能孕育着巨大的买入机会，因此与中国因素相关的人民币资产及资源等，在2012年可能会再次成为国际投资者的关注焦点。
政策展望
2012年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仍是债务和金融，但需要配合以就业政策和结构改革。国内一方面要谨慎应对经济波动，另一方面力求实现“稳中求进”。
在货币政策方面，2012年货币政策基调将由“过紧”回归“中性”。在物价压力有所减缓的同时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非常必要，但应慎重使用利率手段。只有彻底扭转实际负利率现象，投融资和宏观经济运行才有正确的资金成本信号，基于市场非扭曲配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内生增长机制才可能真正实现。
要积极进行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营造有利于经济主体成长的更好发展环境。首先要调整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逐步取消福利与户籍的捆绑，建立一个广覆盖、可转换的基本社保体系，稳定居民消费倾向。在增值税扩围后，应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鼓励实体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促进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城市聚集和竞争力等方式获得收益，改变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行为。从土地城市化走向人口城市化，提高空间集聚效率，获取城市建设、管理和公共支出等方面的规模经济。
应大幅度消减制约居民消费升级换代的政策规定和行业管制。当前消费升级的核心是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如金融、文化、安全等新兴服务业，但这些需求受到行政管制，供给不足，而且中间环节多，交易成本高，部分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倒挂与此不无关系。放松管制推进国内现代消费服务业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