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广州市检察院女检察官，2010年广东省十大新闻人物。从去年年底到昨天，《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众多广东媒体，一直在报道杨斌人性化执法并救助女囚一家的事迹。农村妇女周模英因陷于绝境、绝望，杀死9个月大的女儿而自杀未遂。作为公诉人，杨斌在庭审中替周模英“求情”，最终将刑期从11年减为6年，并一直照顾周模英的一双儿女，帮助周模英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周模英因表现好而提前8个月出狱。
这个结果，可谓是善有善报；但是，6年前，杨斌是饱受异议和非议，甚至指责的。杨斌还记得，当时很多评论都说周模英不值得同情，对杨斌的做法也持不赞成的态度；有些人甚至质疑杨斌“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和体制内的资源帮助周模英”，“超越了检察官的职权”。
6年后杨斌受表彰，当选广东省十大新闻人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部分人的认识，但是，如果杨斌对周模英的帮助并没有现在这样“功德圆满”，取得现在这样相当理想的效果，支持、理解她的人还有多少？杨斌还能不能当选年度人物？如果不能当选，是不是杨斌的执法理念及其“支持系统”就是错误的，或者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仔细读一读杨斌的“答记者问”，我们就会发现，杨斌执法理念背后的“支持系统”，即许多人文思想，对社会的认识，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比如，“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不是靠仇恨和偏见去解决的，要靠爱和宽恕。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缺乏爱和宽容”——一些人即使这样想，也未必敢说。
杨斌为什么能怎样想就怎样说？“我不在乎我个人的对错和得失，但我在乎，也希望，2010年年尾的峰回路转，意味着司法理念的真正转变，法律的人性关怀和温情操作，是执法方式的回归，丝毫不影响法律的权威和公平正义，我希望人们通过争议和质疑，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多少官员能达到“不在乎个人的对错和得失”的境界？在政府机关里，这种境界在多大程度是被肯定、受鼓励？
很凑巧，昨天参加一个聚会，一个残疾人亲友说，他到一个机关去办事，一个官员刚好在跟熟人打电话，他就在一边等着，只听这个官员跟对方说，他最近调到残联工作了，这个地方待遇不错，而且很轻松，事情可做可不做的——这样的官员，是一种“机关文化”；杨斌，也是一种“机关文化”，谁是主流？谁是支流甚至末流？谁应该是主流？
就像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杨斌的思想、认识，也远远超过了一般检察官都具备的专业知识。网上搜索了广东好几家报纸对杨斌的报道，想知道杨斌的思想、认识来自何处，但是这些报道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杨斌的阅读范围，远不止法律专业读物，杨斌是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下思考、认识自己的职业的意义，并且把自己的工作和整个社会的走向、和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的，她的职业行为、执法理念因此获得了深厚的人文思想的支持；“公门里头好修行，希望每个公务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杨斌有资格，也有底气说这句话。不能确定的是，杨斌是否从她的工作环境中，即从她的上级、同事中获得过同样的思想营养和精神支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比前一种可能更令人鼓舞。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