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的“国际在线”上有则消息，让一直陷于底气不足而深深自责的同胞，略微产生挺直腰板的勇气，让我们对老祖宗的“版权保护意识”有了新的考量。这部逾百年历史、刊有清代版权保护“官谕”的药典---《中西汇通医书五种》近日在旧金山现身。书上明确写有“诚恐奸商翻印渔利，禀请给示谕禁”“违予查究”等字样。只可惜，好多子孙的继承几乎断档了：自家的“版权”，人家拿去，木知木觉无所谓；人家的“版权”，随手拈来，经常采取“拿来主义”。
有部叫《战后之战》的电视剧，别的且不说，片尾的主题歌,赤裸裸地直接抄袭30年前南斯拉夫的老电影《桥》里边的《啊，朋友再见》的旋律,听着听着，观众的脸都红了，气不打一处来。我们的作曲家，江郎才尽了吗？竟然这样“创新”，如此轻松地“借鉴”人家的东西！此种“盗版”，历来被以为可以“做恶”而不受实质性惩罚的“机敏”。
“不做恶”，说起来还是著名的“谷歌”冠冕堂皇的“座右铭”，然而实质上“为了打造全球最大的数字图书馆”，它竟将大批图书扫描上网，其中包括数以万册的中文图书，这都是在作者不知情、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扫描的。对此，中国作家指控谷歌侵权，并在去年通过作协和文字著作权协会向谷歌发起集体“维权战”。过去，仗着自己强大，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回，“谷歌”的文化霸权真正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最近，有人在加拿大申请注册了60多家中国公司的名字和商标。慕尼黑的某公司还在德国注册了中国乳腐品牌“王致和”作为自己的商标，并销售带有“王致和”名称及包装的产品。“王致和”最著名产品的大概要算臭乳腐了，闻着臭，吃着香。从这个品牌下手，跟好多人的对“盗版”的感觉，不谋而合。
我手头上的《资治通鉴》也是盗版的，好多错别字，文言文错一个字，意思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连我这个教过《古代汉语》的老家伙也经常弄得一筹莫展。纸张低劣，印刷也差，每次都读得两手油墨。怨不得谁，这叫贪便宜，自寻烦恼！
照理说，偷来的的东西犹如东海里的黄鱼---不能见光，上岸即死，然而有些短视者却以为反对盗版，“对穷人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财富匮乏，“德”也该跟着“缺”吗？拿万般上不得台面的理由，归结到一个随随便便的“苟”字，来应付认真的世界，马马虎虎地糟践严肃的法规，万事安得不怠慢废弛？
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粗糙和初级的民间意识相当程度地走在了公权力的前面，它一旦与相对滞后的公权力层面的传统思维相结合，“版权保护”便犹如“割骈拇赘疣(多长出来的手指头或赘瘤)”，可行也可不行，于身体亦无大碍。所以，我们的心态必须是理性和自省的。
“版权保护”的根本和初衷不是为了去限制版权本身，而是让人们的创新意识得到极大的尊重，让版权所有者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
在海门市叠石桥家纺城，有个叫杨斌的家纺用品经营户，几年前靠盗版他人的花型，一年只能挣八九万。自从走上花型自主研发道路后，创新意识一旦激发，他的公司年销售额达500多万，同时还走上了打击盗版的道路。
我们庆幸有更多的“杨斌”开始觉醒---“自己生的孩子自己抱着才有味道”。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必将渐渐成为拥有独家花型的“版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