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人，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是解决不好的。”近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在市人代会上作补充报告时说，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感同身受普通老百姓的渴求，不去解决他们“蜗居”、“房奴”的问题，上海就没有未来。（1月19日新华网）
楼市里嗓门最大的，肯定不是操心房子的人。韩市长这番高论“很给力”。不错，高房价几乎从来没对负责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公职人员造成过精神和物质上的伤害，就房子而言，他们是无后顾之忧的。尽管这些年不时有高官坦言买不起房，但哪位官员也没沦为无房户。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明文规定取消福利分房，事实上各地或明或暗的特权购房风起云涌，“各庄有各庄的高招”，有几处房产的干部也大有人在。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指出，某些地区的机关甚至已经把集资房建在了海南岛。
有多少公职人员占据了本应面向社会大众的保障房或内部隐性“福利房”，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官员的住房感受，的确与百姓有相当差异的。他们决计不会有一丝“房奴”的重负，也不会有没有半点瞅着房价飙升的焦灼。时下有多少官员希望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面对畸高的房价，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是想法促使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还是费尽心思欲从房地产商那里分一杯羹？
对高房价引起的民怨甚至民愤，矛头总是习惯性地指向黑心的房产商或唯利是图的炒房者，殊不知这些市场行为都是在一个体制规范下实现的。之所以房价调控政策屡屡落空，相反还越调越高，不可否认是因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成了房产暴利的获益者。于公，地方政府能从高企房价中获得极大受益；于私，政府官员也是房价暴涨的既得利益者——于公于私，遏制房价均非政府官员所愿，遏制房价自然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蜗居”“房奴”这些词让许多人心有戚戚，和“打工”等词语一样，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时代标记。毋庸讳言，这表面上记录了在城市里打拼的一部分人的生活现状，其背后实际是社会财富分配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复杂“纠结”。把住房问题与城市未来相提并论，是以人为本的回归，也是对政府决策方向的反思。从这一点上说，韩市长的讲话蕴含着非比寻常的深意。
韩市长以一通大实话，和市民就上海的高房价问题互动了一回。我完全相信，上海的房价不会因为市长说“坐轿不知抬轿苦，饱汉不知饿汉饥”就立马止涨下挫。但韩市长此番感言，很可能是国内高官第一次公开承认既得利益阶层与高房价的部分因果联系，较权威地证实了高房价背后“超国民待遇”的存在。如果这种理解成立，就已经关乎民心向背。
领导者在特定的环境中，为了突出或者强调某项工作，发表一些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讲话，往往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在时下也比较容易博得民意。韩正市长的大实话折射出民意的情怀，不知会撩拨多少“蜗居”者和“房奴”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因为住房那点事，人们经常郁闷，此次上海市人代会传出的信息不啻于春风拂面，但愿这回不仅仅是逗人一乐，解个闷儿。
上海的住房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透过上海，往往能看清楼市的风向标，能体味到中央楼市调控的影响。韩正市长将怎样使干部“感同身受普通老百姓的住房渴求”，不得而知。但是，既然住房问题关乎上海的未来，有理由期待从上海开始，真正突破制度惯性的束缚，从民生实际出发，善从民意，放手对各项楼市管理体制、机制进行制度性改革。惟其如此，才不会有更多人像《蜗居》的主人公一样，为了梦想中的房子，不得不牺牲青春、爱情甚至尊严。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