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2月1日《新京报》报道，刚毕业半年的戴海飞利用公司设计创意，用竹子造出一座“蛋形”小屋作为蜗居。该小屋利用竹条、钉子等制成。材料总成本6427元。蜗居装有轮子可以挪动，一度曾遭物业驱赶，如今放在单位楼下（详见本报今日A20版）。
在高烧不退的房价之下，生活的逼仄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随着一部《蜗居》的火爆上演，关于房子的话题，也成了每个人挥之不去的阴霾。在“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中，“蛋形蜗居”的出现，当是“蜗居”字典里的又一新例。
从北京的“胶囊公寓”、深圳的“集装箱”、武汉的“吊脚楼”再到郑州的“挖地室”，这奇奇怪怪的住房解决之道，多少都有些行为艺术，让人不免心生悲凉。为有一席之地，人们已经发挥了最大的智慧，可这样的智慧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如果可以，谁也不愿意产生这样的“艺术灵感”——因为在“蜗居”的可爱之内，是处境的艰难。
从适应现实到自我改变，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单纯将“蜗居”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与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并进行大量的评论，其实并不公正。
事实上，“蛋形蜗居”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小区对于这个艺术的存在已经足够宽容。没有坚持干预，没有暴力拆除，使得主人公有机会体现并享受自己的创意。退一步讲，北京并非每一个人的天堂，也无法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高房价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梦魇，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无甚大碍。单纯将“艺术化”的蜗居与民生捆绑起来，无疑是一种曲解。
看待民生问题，要从全局来看，仅从个别现象而言，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蛋形蜗居”里有民生的因素，却未必是其全部。只有当一个问题，到了大多数人都无法承认的时候，那么它才会成为真正的社会问题。
如何看待“蛋形蜗居”，可以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笔者认为，不必放大“蛋形蜗居”的负面效应，也不必与民生结合起来，且把“蛋形蜗居”当成“行为艺术”，这样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看待现象和分析问题。“蛋形蜗居”的最大意义，在于让人读出了一个青年人有创意，敢想像，能够自己动手解决困难的精神，这或许才是对“蛋形蜗居”最好的解读。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