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韩正最近谈到住房问题，他说，目前的制度解决不了一大批青年人、新上海人的住房难题，如果不去解决他们“蜗居”、“房奴”的现实，上海就没有吸引力，也就没有未来。
房改之后，社会低收入困难群体有经适房、廉租房等国家保障，其他人的住房问题则推向了市场。这是我们的基本住房制度。如果“目前的制度”指的是住房制度，那么谁能解决谁不能解决，实在不是以年龄或入籍之先后为标准的。
倘若“目前的制度”是对国家制度的概括性说法，至少有那么几类人的住房问题是可以被制度解决的。一种是国家公职人员，他们并无多少住房之虞，住房或迟或早会作为一种福利进行免费或低价派发。一种是富裕人群，对他们来说，房屋的投资功能远大于居住功能，也未必需要国家制度专门来解决。确切地说，制度解决不了的，事实上无权无势的是普通人。
有一个群体的住房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就是青年人。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人不要去买房，买不起就不要硬买，应该改变“买房结婚”等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的固有观念。房子建在地上，观念在人的头脑里，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改不改变是个人的事情，外在不能强制。对负有治理之责的政府来说，面对的总是持有各种“固有的”、“不固有的”观念的人群，政府应为具体的治理对象负责，而不是要先把人送去进行观念的改造。
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青年人对国家前景和命运的意义不言而喻。在中国，对青年人的重视，曾出现在梁启超、鲁迅等许多国家命运思考者的笔下，他们或高声呐喊，或沉郁低吟，都是将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现在，一方面是青年人为买房发愁，另一方面，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方面的不佳状况，以及房价上涨趋势，又逼迫着青年人去买房，以此作为一种储值手段和自我保障方式。这后一方面，正是我不赞成所谓改变观念之说的原因。
沉重的房子，有可能让青年人的冒险精神萎缩，不敢冒险，不敢创业，不敢轻易尝试，想前又怕后，求稳不仅变成一种普遍心理状态，也会成为职业上、事业上的普遍选择。这就是为什么青年人创业总是成不了气候，而考公务员却蔚为风潮。
“蜗居”、“房奴”等词语揭示出大多数青年人的生活状态，这样艰难的状态，不仅是个社会问题，更可能在不断降低青年人的活力、进取心和冒险创造精神，从而给国家未来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在上海市长韩正的话中，解决青年人住房难题与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关联起来，我认为是有价值的。当前中国城市，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竞争GDP，竞争城市排名，竞争招商引资。也有坏的竞争，竞争着如何甩掉城市包袱，竞争着提高入籍门槛，竞争着如何把一部分人——有时叫外来人口，有时叫低素质人口从分享城市资源蛋糕的餐桌上赶下去。
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迁徙不自由，民众对这种局面没有多少办法。迁徙自由不是这样，一个城市在税收、公共福利等方面缺乏吸引力，民众就会搬到一个更有吸引力、生活更好过的城市去，用脚投票。
现在常说住房是刚性需求，如果仔细分辨的话，从年龄上讲，刚需的主力不是中老年人，而是青年人。国家在城市化，国家的青年未来将在各个行业承担重任，青年人的心态如何、生活状态如何，与国家前途有很大关系。
（责任编辑：年巍）
